达赖喇嘛最近对中印边境的争议地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展开了一周的宗教之旅，也访问了富有宗教意义的达旺小城。这并不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达旺：1959年，达赖喇嘛从亚东逃亡，经过达旺到达印度；此后他于1983, 1997和2003年三次访问达旺。达赖喇嘛回忆起1959年经过达旺时，显得有些伤感，当时他感到压抑和焦虑，“我有一种无望的感觉，但是这次我到这儿，我感到很安全；我的背后没有中国人（在追我）。”

达赖喇嘛的访问本身，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印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个地区的角力。中国政府对这次访问表示愤怒，无论是对达赖喇嘛，还是对印度政府；而印度政府表态，达赖喇嘛是我们的贵宾，他可以去印度领土的任何地方。而印度政府也在某一方面对访问做了限制，取消了外国记者对该次旅行的采访。

亚洲时报的Peter Lee，用了这样的标题来评述这次访问：Dalai Lama at apex of Sino-Indian tensions。 在文中，他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来看到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他认为，随着Obama政府取代Bush政府，美印关系面临着某种调整。Obama政府需要巴基 斯坦政府的合作，同时Obama希望在国际核军备控制上得分；这两方面都对美印关系蒙上了一些阴影。Peter认为达赖喇嘛的此次访问，某种程度上是印度 政府在暧昧地打西藏牌。

达旺历史上受（旧）拉萨政府管辖。1914年，《西姆拉条约》规定了后来著名的麦克马洪线，同时支持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西藏政府的自治。但是后来中国政府没有签字，也不承认《西姆拉条约》，该条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印英政府一方面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支持西藏政府的独立或者自治诉求（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签字），另一方面却收下了麦克马洪线这个大礼包（因为西藏政府已经签字）；而此后的西藏政府对印英政府的两面派这种行径表示不满。直至1947年到1953年间，拉萨政府派往达旺寺的僧官被印度政府驱逐，拉萨政府还就达旺问题和印度政府打官司。五十年代，当中国和印度要签署《中印协定》时，拉萨政府的官员反对这条界线并投诉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尼赫鲁，“我们劝西藏同志把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

1959/1962年之后，政治环境已经大变，中印藏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流亡的达赖喇嘛对达旺问题一直避免表态。时至2003年，在达旺访问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时还说，他相信达旺是西藏的一部分。但是到2008年6月，达赖喇嘛第一次表态认为达旺和争议地区都是印度领土。

对于中国而言，据说中国愿意以谈判同时解决中印边界东西段的问题，而印度似乎在两段都不愿放手。中国基本上愿意保持现状，即放弃藏南地区，但希望获得达旺，因为达旺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某种程度上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圣地。以之交换，中国也准备放弃阿塞克钦中对印度教有特殊意义的某些地点，但基本维护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新藏线。但是，即使这样，中国不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个名字，而愿意用“传统控制线”来描述目前的现状（尽管这个并不“传统”）。本质上，中国希望双方忘记《西姆拉条约》，特别是条约中有关西藏政府的部分。

在最近的访问中，达赖喇嘛提到，他对中国的达旺诉求表示惊讶。对流亡藏人来说，达旺问题是藏印问题，与中国无关。他们目前不存在对西藏的有效管制，所以他们对实际的边境线并不敏感，他们关心是西藏独立和西藏自治。在Phayul上，藏人Tashi Phuntsok的愤怒地问到，“How could India expect to have the McMohan Line without recognizing Tibet as an occupied territory?” Tashi在文中写到，“中国对藏南地区的领土诉求基于西藏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印度也有历史理由要求阿鲁恰尔邦。讽刺地是，这一诉求也是基于西藏历史。”但是，由于藏人目前的姿态，他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失去了这一地区。

历史吊诡地再次回到1914年，印度政府乐于接受藏人送上的大礼，这在中印边界谈判中是一张不错的牌。但是，印度政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实质性推动西藏独立/自治，这个成本太高，危险太大。

最近上了twitter，还不知道怎么玩。

某日，twhirl上跳动着maria_hlc的一句话，也许她是无意：

有位同事进来说了半天公司的坏话，我纳闷……你既然觉得公司如此不济，那你干嘛还呆在这里呢？

我一怔，思忖了半天。

有个朋友，在法国生活了十年，后来选择回国。在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说，“希望下辈子不在中国投胎。”

再回去100年，谭嗣同有首传世名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和菜头说，

我并不是为了国家而纳税，也不是为了国家而守法。国家的荣耀披不到我的身上，但我每分钟都在承担国家的过错。我依然认为我是个爱国者，只是我不会去 挥舞旗帜，不会经常热泪盈眶，不会动不动就义愤填膺。对不起，我不会唱赞歌，但是我觉得一个小童能横平竖直地写中文胜过冲进火场抢救公务，我以为一个情人 间忘情的热吻意义超过GDP八点零。每一家人都能有一个阳台，每个阳台都能种一盆花，这就是我理解中的爱国主义。

刚刚看到青年报主编李方请辞的一篇文字，自由主义理想成为他离开和留下的原因。

我想我是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作出选择的。我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大同帖子里 谈到中青报原来的业务争论传统，在我理解，那正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具体实践：宽容、容忍不同观点的表达、以理服人、雅量……

从更高的层次看，每个人不断地在做着离开或者留下，战斗抑或退却的选择。

这期的南风窗杂志的封面独家策划是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网前网后”的参政前景 / 韩咏红
开始介入现实的“新意见群体” / 笑 蜀
从凯迪看网友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 牧 沐
互联网管制下的新疆 / 张 楠
台湾民主政治的网络角色 / 沈惠娜

在内地的媒体生态圈来看，这些文章比较大胆地讨论了互联网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影响，已及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治。据说网络文章篇幅有所删减，纸质版本内容更多。

因为中宣部的原因，互联网管治在内地媒体上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尽管大部分关心政治的网民都清楚GFW的存在。对于互联网，当局持比较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网络促进沟通，反映民意持乐观其成的正面态度；另一方面也对网络的能量非常警惕。

根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的研究，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主要有三股力量：

1. 互联网企业家

2. 国家信息决策官员

3. 互联网“启蒙者”或者“理念传播者”

我个人觉得，尽管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还在博弈中，但是从中国的情况看，这还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决策。如果情况需要，象新疆这样大面积的封网也是能够做到的。

据韩咏红（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观察，“2009年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据悉领导层还处在观望阶段，中国“网事”前景估计要到明年“两会”才会明朗化。”

升斗小民，只能拭目以待了。

PRC 60 Anniversary

也许有的人很Happy，反正不是我。面对着这位已然六十岁，却还不知道明日往何处去的国家，我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阮一峰最近在博客上写道，

总的来说，我觉得，整个局势已经没有可能挽回了，大错已经铸成，我们只能静待恶果了。这就好像火车脱轨，现在只有眼睁睁看着它坠下悬崖了。当然，悲剧是我们就在这列火车上，明知它要坠毁，却无法下车。

十多年前，准岳父母曾经问我，你们要不要出国算了。他们两位都是在国企干了一辈子的老党员。我回答说不，我爱这个国家。当然，那时我想的也不是这个政治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想我会犹豫。

近一年来，我对所谓胡温的第四代的看法有了一些的转变。胡温留给历史的是什么？从积极的一面看，他们的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平均财富，政策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从消极的一面看，他们执行一切为了维稳的政策，尤其以本次国庆的北京为最。去年的时候，我曾经写到，我密切关注中国体制内维权律师的活动状况。今年来，以许志永、浦志强为首的律师团队受到政府流氓手段打压，令人寒心。

网友ER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我赌是一蟹不如一蟹，习近平，李克强不会比胡温强多少的。”我对习近平的感观不佳：习近平空降上海，我感受到最直接的变化是，上海台的新闻一下子就向CCTV看齐，充斥着对市领导各种活动的报道。想要这些红五类带领我们走向共和，恐怕是痴人说梦。

我纪念60周年的方式，是阅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难怪现在网上充斥着对长春围城的讨论，原来其来有自。龙应台，已是垂垂老矣，不复野火集中那个言辞激昂、观点立场鲜明的毛头小妞。也许，只有到花甲之年，才能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才能停止对他人的说教吧。

没想到乌鲁木齐也开卖老妈蹄花。

种种情况看，新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如不采取有效行动，这个国庆面临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