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最近对中印边境的争议地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展开了一周的宗教之旅，也访问了富有宗教意义的达旺小城。这并不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达旺：1959年，达赖喇嘛从亚东逃亡，经过达旺到达印度；此后他于1983, 1997和2003年三次访问达旺。达赖喇嘛回忆起1959年经过达旺时，显得有些伤感，当时他感到压抑和焦虑，“我有一种无望的感觉，但是这次我到这儿，我感到很安全；我的背后没有中国人（在追我）。”

达赖喇嘛的访问本身，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印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个地区的角力。中国政府对这次访问表示愤怒，无论是对达赖喇嘛，还是对印度政府；而印度政府表态，达赖喇嘛是我们的贵宾，他可以去印度领土的任何地方。而印度政府也在某一方面对访问做了限制，取消了外国记者对该次旅行的采访。

亚洲时报的Peter Lee，用了这样的标题来评述这次访问：Dalai Lama at apex of Sino-Indian tensions。 在文中，他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来看到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他认为，随着Obama政府取代Bush政府，美印关系面临着某种调整。Obama政府需要巴基 斯坦政府的合作，同时Obama希望在国际核军备控制上得分；这两方面都对美印关系蒙上了一些阴影。Peter认为达赖喇嘛的此次访问，某种程度上是印度 政府在暧昧地打西藏牌。

达旺历史上受（旧）拉萨政府管辖。1914年，《西姆拉条约》规定了后来著名的麦克马洪线，同时支持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西藏政府的自治。但是后来中国政府没有签字，也不承认《西姆拉条约》，该条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印英政府一方面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支持西藏政府的独立或者自治诉求（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签字），另一方面却收下了麦克马洪线这个大礼包（因为西藏政府已经签字）；而此后的西藏政府对印英政府的两面派这种行径表示不满。直至1947年到1953年间，拉萨政府派往达旺寺的僧官被印度政府驱逐，拉萨政府还就达旺问题和印度政府打官司。五十年代，当中国和印度要签署《中印协定》时，拉萨政府的官员反对这条界线并投诉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尼赫鲁，“我们劝西藏同志把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

1959/1962年之后，政治环境已经大变，中印藏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流亡的达赖喇嘛对达旺问题一直避免表态。时至2003年，在达旺访问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时还说，他相信达旺是西藏的一部分。但是到2008年6月，达赖喇嘛第一次表态认为达旺和争议地区都是印度领土。

对于中国而言，据说中国愿意以谈判同时解决中印边界东西段的问题，而印度似乎在两段都不愿放手。中国基本上愿意保持现状，即放弃藏南地区，但希望获得达旺，因为达旺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某种程度上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圣地。以之交换，中国也准备放弃阿塞克钦中对印度教有特殊意义的某些地点，但基本维护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新藏线。但是，即使这样，中国不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个名字，而愿意用“传统控制线”来描述目前的现状（尽管这个并不“传统”）。本质上，中国希望双方忘记《西姆拉条约》，特别是条约中有关西藏政府的部分。

在最近的访问中，达赖喇嘛提到，他对中国的达旺诉求表示惊讶。对流亡藏人来说，达旺问题是藏印问题，与中国无关。他们目前不存在对西藏的有效管制，所以他们对实际的边境线并不敏感，他们关心是西藏独立和西藏自治。在Phayul上，藏人Tashi Phuntsok的愤怒地问到，“How could India expect to have the McMohan Line without recognizing Tibet as an occupied territory?” Tashi在文中写到，“中国对藏南地区的领土诉求基于西藏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印度也有历史理由要求阿鲁恰尔邦。讽刺地是，这一诉求也是基于西藏历史。”但是，由于藏人目前的姿态，他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失去了这一地区。

历史吊诡地再次回到1914年，印度政府乐于接受藏人送上的大礼，这在中印边界谈判中是一张不错的牌。但是，印度政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实质性推动西藏独立/自治，这个成本太高，危险太大。

译注：这是Tsewang Namgyal今年8月初发表在Phayul上的文章《建立现代西藏》（上、中、下）中的一节，从民间藏人的角度讨论达赖喇嘛逝世后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作者对现代西藏诸方面的思考，包括以下小节：

Important Factors for Modern Tibet (这个标题为译者所加)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Policy Change (by China)
Policy Change (from outsid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clusions

同样，Tsewang Namgyal同意我翻译并发表我的译文，但他不懂汉语，所以我对译文负责。

====================

尊者达赖喇嘛

尊者和我们敬爱的大师们经常提醒我们死亡的现实：（一）确定性和（二）不确定性。

未来某一天，尊者逝世，藏人们将经历生活中最悲惨的日子之一。 关于十五世达赖喇嘛的选择，目前有许多十分坦率的讨论。冒着被误解的危险，我想指出，我们的讨论忽略了尊者逝世后两到三周内的立即行动计划。我们如何应对，将对如何保留尊者的遗产，并建立现代西藏产生深远影响。

尊者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当一位重要人物逝世，他的大部分遗产将在其逝世初期确定下来。在一个文明世界，人们不会从哀悼期中谋利；但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过往行为知之甚深。如果我们不从他们的思维方式思考，积极准备我们的对策，一切可能会为时过晚。

为了说明我的想法，我想谦虚的与各位分享，如果我们没有对尊者的逝世做好准备，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周
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国际同情以及关于尊者和西藏的媒体报道。藏人对中国政府报以绝望和愤怒（以后可能相互指责）。 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军事力量，西藏仍可能爆发零星骚乱。中国政府保持低调，随后给予尊者有限的赞扬，同时指责围绕着尊者的人。

第二/第三周
由于对西藏新闻逐渐疲劳，国际社会的同情缓慢地被新的世界新闻事件替代（类似于伊朗大选被迈克尔杰克逊死亡的新闻淹没）。为了维持公众的关注度，新闻媒体（其主要焦点是利润）可能会尝试邀请评论家/付费的中国问题专家，讨论尊者有争议的事件，以保证收视率。

藏人对媒体和公众的转变或漠不关心感到困惑，变得更加虚弱。中国随后展开外交攻势，在西藏宣布戒严，并炫耀地启动十五世达赖喇嘛挑选过程。

缓和剂
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准备工作缓和这种情况。作为公众的一员，在这样的伤心和脆弱的时期，关键是我们保持冷静，与我们的领导保持团结，遵循他们对下一步措施的意见。很可能西藏流亡政府对此已有预案，我们应该听从他们。

理想的话，在这一不幸的新闻事件之后，我们将尊者明确详细的遗嘱以不同语言迅速发布给藏人、中国和国际社会，此举至关重要。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焦点将集中在遗嘱上。这将是以尊者无上智慧影响世界的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流亡政府应该保持攻势，聚焦/管理媒体讨论，指导藏人社区；不对有关挑选十五世达赖喇嘛的争议采取守势，也不被电视台一些无聊胡扯的言论而分心。

第一周结束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同情仍然很高，在国际媒体和有影响的支持者/政府的支持下，流亡政府应该正式把寻访下一任达赖喇嘛的任务委托给高级藏传佛教领袖。流亡政府应承诺整个进程的非政治化，并支持遴选委员会的任何决定。这将对中国政府构成隐含挑战，任何有常识的的人都会支持流亡政府。因此，这将使我们能够指引讨论的方向。

引述尊者的话，“我们要抱最大的希望，但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实现尊者的愿望，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祈祷。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何时、何地提出尊者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行动。我强调的是局势发展的最恶劣情况。 通过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如果尚未这样做），我们将帮助奠定现代西藏的基础。

民进党真是企划天才！他们的一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为莫拉克台风灾民祈福，同时击中了马英九和北京的软肋。

马英九经过数小时的国安会议，做出决定，同意给达赖喇嘛来台发出签证。同时，国民党一方面放话，说此行仅涉及宗教，大陆理应不会过度反应；另方面，国民党据报派出密使，赴大陆缓颊。国民党诸多大员，都已确定不会会见达赖喇嘛。国民党甚至笨拙地拿香跟拜，邀请在台的四大派僧人，提前举办了藏传佛教联合超度大法会。

大陆方面，对此情况，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自知。大陆无法批马，尽管私底下可能骂上几句。大陆主要由国台办出马，一方面大分贝批民进党，指其包藏祸心；一方面，戒劝达赖喇嘛，访台势必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实际上，大陆方面除了佩服、学习民进党这招借力使力的妙招外，不宜做出过分举动。既然民进党和达赖喇嘛都宣称此行是完全的宗教之旅，大陆大可谨慎观察。事实上，大陆想完全封杀达赖喇嘛的活动空间，此事碍难成功；但是，把达赖喇嘛定位为宗教领袖，对其进行政教分离的运作，却是符合国际观感和大陆自己的政策需要的。民进党立委田秋堇说，“达赖喇嘛的所有行程都完全公开，外界可以看看是否有政治性的活动。”

其实，民进党和达赖喇嘛之间，还是有隙可寻的。正如苹果日报的社论所说，“让达赖在中国领土上举行宗教祈福，何虞达赖、国民党与北京的关系恶化？”台独立场的自由时报刊发社论（该文开头并认同中华民国的西藏历史阐述），指国民党内部有人反对达赖喇嘛来台，涉嫌反对“一个中华民国”。同样的问题，可以反过来问，民进党邀请达赖喇嘛来台，是否意味着认同“一个中华民国”及其册封的转世活佛？

最后，北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如果你封杀对方，不跟对方打交道，你就无法影响对方。这一教训对民进党和对达赖喇嘛同样试用。

今年8月6日到8日，秉承着达赖喇嘛和汉人对话的宗旨，由IFOR和STFA在瑞士日内网举办了一个国际汉藏研讨会，标题为《寻找共同点/Finding Common Ground》。会议结束时，同时发表了汉藏会议共识。

然而，甚至在这个研讨会还没有开幕之前，大陆方面就给它贴上了“勾结反华”的标签。8月5日，北京的写手益多在新华网推出了署名文章《看达赖喇嘛和海外动乱分子的新勾结》。高调批评“达赖在一些国家窜访，每到一地，都要专门安排同这些人见面，或联袂出场，或关门密谈。”，与海外民运“俨然已经是一个鼻孔出气。”

我无法知道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组织这次会议的真实目的为何。如果是为了宣传认同民主价值，宣扬流亡政府一边的观点，向外国人表示在进行民间汉藏对话，或者是提高西藏问题的国际知名度，那么这个研讨会起到作用了；但是，如果这个会议是想和汉人，特别是国内汉人交流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试图开辟一条官方对话之外的渠道，那么这个会议毫无作用，甚至是南辕北辙。

对西藏问题跟踪多年，了解至深的亚洲周刊记者纪鸣硕发表了这篇《达赖喇嘛争取民间汉人新尝试》。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纪鸣硕借何频和冯崇义的嘴指出，

這次日內瓦漢藏會議主要所呈現的是流亡藏人和流亡民運分子的分歧，並不是漢藏之間主要的、全面的、真實的分歧……

用意是好的，但交流遠遠不夠，主要不是這樣一批人，這批人的信息是不夠充分的。

从会议的声明看，这次会议是被流亡政府完全主导的一次研讨会；在其网站上，也看不到多少参加的汉人的意见。从已经看到的报道看，民运人士和台湾人士的观点并未反映出来，会议统一于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没有观点的冲突和争议，或者这种冲突和争议导致了这样一份调子很高的声明，在我看来都算不上是研讨会。

指责流亡政府是不公平的。据报道，因为会晤达赖喇嘛和异议人士，四川社科院研究生刘建永被开除学籍，他个人目前已经逃亡到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流亡政府无法和北京进行有意义的政策讨论；境内不同意见的汉人也不敢轻易会晤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似乎无法进行有足够代表性的汉藏研讨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网络上能够看到，和流亡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意见相左，这样的汉人在海内外都占多数，甚至大多数。部分流亡的民运人士和台湾的民进党人士，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无法代表这部分人。流亡政府、流亡藏人真的无法跟他们进行观点上的交流吗？

汉藏研讨会首先需要保持其民间色彩。既然打着民间对民间的旗帜，具有高度官方色彩的桑东仁波切和达赖喇嘛就不应该参加。流亡政府更不应该把达赖喇嘛的会见变成对与会人士的恩赐。考虑到北京政府的打压，此类研讨会应该保持相对低调，千万不要抱着当宣传标签的想法。

这样的民间交流，最容易发生在海外汉人和流亡藏人之间，特别是积极参加08年奥运护旗的那些留学生团体。流亡藏人社区不妨和他们进行一下研讨。我觉得这次达赖喇嘛和汉人网友在BBC的对谈(上、中、下），其意义都要超过华而不实的汉藏研讨会。

其次，流亡政府应该和类似ANTI-CNN这样的汉人网络社区进行交流。这个做起来比上面一个难，因为这是一个在大陆建立服务器的网络社区，交流起来受到的限制比较大。同样，流亡藏人应该寻求和中国境内学校、研究机构、智库内的汉藏研究者和学者进行交流和研讨。这种交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双方的沟通渠道，并影响北京的对藏政策。

最后，如冯崇义提到，他感觉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在想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目前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的交流非常敏感，也受到政府的监控。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这种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藏人社区也应该有途径进行这种交流。

Quiet Diplomacy，这个词是最近Kelsang Gyaltsen在文章New Challenges for the Tibet Movement in Europe中发明的。Kelsang Gyaltsen是流亡政府参加中藏谈判的达赖喇嘛公使之一。所谓沉默外交，是指西方政府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人权并提及西藏问题。西方外交官们认为，沉默外交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的人权、开放和自由。Gyaltsen对此提出了批评。

无独有偶，唯色被洛佩西最近在北京的笑伤害了，她在博客中回忆一位朋友的对囊帕拉事件的评论：

他们决定袖手旁观。他们不是告诉中国领导人必须停止屠杀无辜的人民，而是决定和这些领导人觥筹交错、握手言欢，还送上奥运圣火，换取中国的订单、货物、贸易利益，然后一转身，他们向达赖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个还不够，一次次送，并称赞西藏人对和平与慈悲的坚守不渝。

Dr. Goldstein在《雪狮与龙》中数次提到这种“坏朋友综合症”——西方国家表面上宣称对西藏的友谊，然而在实际利益上拥抱中国。

在此，我不打算诊断/批评西方国家的的病情。这种两面派的做法，任何一面，都有着深刻的背景；其讨论甚至延伸到人类与生俱来的基因。我想考虑的问题是，作为藏人，面对这样的局势应该如何应对？

指责这样的西方朋友，只是自己爽爽而已吧。

一个方向，是如Gyaltsen所言，努力告诉西方政治家，这一招对中国的西藏局势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西方真的对西藏友好，西方应该大声发言。Gyaltsen在文章中说，他也搞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因为政治私利，还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藏人的这种努力看来要落空了。

另外一个方向，是放弃幻想，不再寄希望于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画饼，筹划自己的战略，依靠可以利用的力量前进。1951年，达赖喇嘛在亚东等了8个月；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已经等了50年。即使认为中国政府是魔鬼，现实一点，准备和魔鬼跳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