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冰点真的成了名牌栏目了，虽然李大同退出了，栏目的魂还在。这期刊登的是《可怕的只有两种声音》。批评中文网络上“左愤”和“右愤”两种极端情况。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 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 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 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 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我们曾经都很熟悉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著名的焦国标教授曾经发表过一首《致美国兵》：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逛Delhi的国家博物馆时，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西藏文化影响所及。这些展品，一看出处就很明了：下面一般写来自Ladakh或者Arunachal，这些都是西藏文化的辐射地带，目前由印度实际控制。在展品中一些Mughal时代的壁画，和西藏的那些佛教壁画风格非常类似。虽然表现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画面的用色、布局、人物、景物如出一辙。

从文化上来说，西藏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很大，甚至说西藏文化是印度文化的分支文化也不过分（印度文化分出西藏文化的这部分母枝倒是不行了）。但是从人种上来看，西藏人属于蒙古人种（印度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些Ladakh和Arunachal人的面部照片也很明显），和蒙古族、汉族相同。这一事实很难解释，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地理发生了变化，在人种迁徙的年代，西藏到蒙古或者大陆的交通比较方便；但是到了文化传播的年代，地理变迁使得西藏和印度的交流更加方便。其二，古印度是个移民国家，今天看到的印度人有不同的面部特征，显示有不同的来源。这样的国家，人种是内向迁徙，而文化是外向迁徙，类似于今天的美国。蒙古人种到印度的分支是Mughal王朝，但是被稀释得太厉害(?)。

《雪狮与龙》中写到，

西藏和蒙古档案中记录了两人之间一个令人惊奇的争执，显示出西藏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了，但坚持忽必烈要尊崇他无上的宗教地位。忽必烈开始拒绝，但最终缓和，同意当他私人听法时，上师处上座；而在其他场合汗王处上座。

这种说法来自Shakabpa, Tsepon W. 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和Rossabi, Morris. 1988. Kub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我在德里和阿格拉旅游时参观了Mughal时代的宫殿。这些宫殿的格局大体类似，都有一个Diwan-i-Am(Hall of Public Audiences)和Diwan-i-Khas(Hall of Private Audiences)。Diwan-i-Khas是很大的宫殿，而不是只能容纳几个人的小房间(Refer: Google Image)。Wiki上认为，Diwan来源于波斯。但是，如果忽必烈的宫殿和Mughal的宫殿有某种类似安排的话，恐怕就需要重新评估八思巴在忽必烈王朝的地位了。

今天晚上在家看电视，看到CCTV国际艺苑一个介绍魔术历史的节目《魔术神话》。讲到一个印度魔术，魔术师把绳子甩到空中，可是绳子并不垂下来；然后一个小孩顺着绳子爬到天上。一会，天上把小孩的四肢和头扔下来，绳子也掉下来了。魔术师把这些东西捡起来收集到一个草篮中，闭上盖子然后打开，小孩从草篮里爬出来了。

我感到非常惊奇。所有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偷桃》：

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忽而绳落地上，……移时一物坠，视之，其子首也。……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坠，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阖之，……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童首抵笥盖而出……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魔术的印度渊源。然而，在网络上稍微查一下就发现我是多么孤陋寡闻。

在英文世界中，Indian rope trick是鼎鼎大名的魔术。Wiki甚至还有这个词条。可以想见，这个魔术是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流传到西方世界的。西方人对这个魔术也觉得非常巧妙，一些人对这个魔术有着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直到1996年，Richard Wiseman和Peter Lamont在权威杂志Nature上发表《解密印度神仙索》，他们推论，这个魔术的表演可能只包括一根绳子竖起来，有人爬到空中。在魔术的引述和转述过程中，这个魔术的情节逐渐和其他魔术混杂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复杂。

严谨的西方研究者也从东方中国再发现这个魔术的踪迹。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著名的马可波罗和依宾拔都记录过他们在东方看到的这个魔术。在The Skeptic‘s Dictionary的Indian rope trick词条中，Robert Todd Carroll注意到蒲松龄在偷桃中的描写，还简单地把这段文言翻译成为英文。

王青在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的《“灰姑娘”故事的转输地――兼论中欧民间故事流播中的海上通道》则提出，这个魔术来自中国，从海路通过爪哇传到欧洲。但是，似乎他不明了这个魔术的印度渊源一说。有趣的是，王青找到了有关这个魔术的其他一些记载：

1670年，荷兰人梅尔敦（Edward Melton）在巴达维亚（Batavia,爪哇岛之首府）看到华人表演此一幻术，并绘一图，以形容所见。……钱钟书指出：在德国故事中，也有术士掷绳高空，绳引小驹，术士攀马蹄，妻牵夫足，婢牵妇衣，鱼贯入云而逝，见之于《格林童话》（搜集于1806年，第二卷出版于1815年）。同样，爱尔兰故事言有精绳技者抛丝线挂浮云上，使一兔、一犬、一童缘而登天，继遣一少女去善视兔，良久不下，绳师心疑，遂收其线，则女方与童狎而兔为犬，怒斩童首，观者责其忍，乃复安头颈上，以面背向，童即活。

同时，王青认为，这个魔术是真实的，它是唐朝单纯的绳技和西域输入的断肢再续之术的结合。

也许，我们很难辨明这个魔术的来源到底是中国还是印度（我个人认为是印度）。然而，这个魔术的历史，则是很鲜明的表现着：在前全球化时代，尽管跨洲旅行非常艰难，不同地域上的文化还是顽强地进行着交流。

最近买了一本《佛本生故事选》，是郭良鋆黄宝生二位先生85年译本的再版。根据佛教的轮回理论，智者悟道后，就可以脱离轮回；佛祖释迦牟尼在证道之前，有过五百多次轮回。佛本生记录了佛祖在这些轮回中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果子本生的故事，让我大感新奇。大意是：

　　菩萨的前生是一个商队领队，有一枝树枝果实长得很诱人，但他禁止商队成员去吃他，指出这是一棵毒树，因为“此树不难爬，离村又很近，凭此我知道，此树伤人命。”

在汉语文化中，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智慧故事。《世说新语 雅量第六》记载：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 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王青先生在《汉译佛经中的印度民间故事及其本土化途径》一文中认为，这是后人将佛本生故事附会到王戎身上，并由不严谨的史家采信。

由于佛本生故事历史非常之悠久，当然不可能是佛本生故事来自王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两个故事是彼此独立发生的，其间不存在联系。

根据王青先生的研究，王戎的故事始见于刘孝标注引《高士传》，那么是南北朝时期的事情。王戎本人生活在三国和西晋。在此期间，特别是后来的东晋，正是各种文化在中国百花齐放的朝代，当时佛教的传播也非常活跃。在佛教的早期传教阶段，这种本生故事应该在民间广泛流传。由理推之，王戎或者记录这个故事的人理应知道这则佛本生故事，二者独立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当然，以上也不是非常严格的考证。如果能够在汉、三国和两晋的流传较广的汉译佛经中，能够发现这则本生故事， 那么这个证明可能更加严密。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在藏传佛教达赖世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西藏占主导地位的是噶玛噶举派，噶举派得到了掌管政事的藏巴汗的支持，对格鲁派进行压迫。此时，格鲁派在西藏、特别是在蒙古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于是，当时的格鲁派领袖四世班禅喇嘛和五世达赖喇嘛派人到青海请固始汗率兵入藏，推翻了藏巴汗的统治，拥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当然，实际上此后西藏掌有政治大权的并不是达赖喇嘛，而是固始汗和其子孙。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建立了福田施主关系，格鲁派成为西藏的第一大派，对西藏政治也有一定影响力；而第巴的权力收缩，以致于很多研究者将第巴称为达赖喇嘛的总管。

罗桑嘉措同时是一名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著述颇丰。这其中既有《相性新释》、《菩提道次第论讲议》这样的佛教经典，也包括《西藏王臣记》这样的西藏历史书籍。译者刘立千认为，“(《西藏王臣记》)采用文学写作手法来叙述历史，行文古奥简洁，用辞典雅华丽，它不仅是一部富有珍贵资料之历史，而且还是一部有名的文学巨著。诚为藏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对于达赖世系本身的历史，五世达赖编写了《三世达赖喇嘛传》和《四世达赖喇嘛传》，晚年就自己一生活动整理为《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这本自传比较艰深，尤其对于不太明白藏传佛教一些术语的我而言；自传中也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很多时候，五世达赖喇嘛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真实一面。他对自身教派的科学认识，很多在当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著述中也能看得到。

在《缘起》一节中，五世达赖引用了《班智达达仓译师传》中所说“自命不凡瞎吹嘘，褒己贬人非圣贤。朋辈面前现本性，无增无减是佛规。”来表明自己对传记的态度，同时批评了其他一些吹嘘、粗俗、隐瞒自身罪责的上师传记，“我虽然看过不少使贵贱人等皆感高兴的本生转机，但是并没有效仿比照他们。” 五世达赖给自己撰写的传记一个副名《云裳》，即是不加任何遮盖使人能看到他一生的真实情形之意。

在《诞生》一节，五世达赖说明了自己的出生时辰，然后评论，

我在这里只是直截了当地叙述，并不是说按期望在这个日子来到时间。在这个日子时辰出生的老翁老叟不知有多少哩！谁也不能因为前一天的时辰未完就忍着不出生以求生日与吉时相符。我从远古时开始记述自己家族和母系血统，但是我并不愿与那些以出身显贵而夸耀侈谈之辈为伍。

他记录了一件幼年发生的事情：

仲仁巴桑杰嘉措突然患了重病，两位夫人为他打了一个护身结，询问我们是否安全，扎雄巴说，“他在我身边，将会安然无恙。”诚如是言，平安无事。这的确很神奇。实际上对我这幼稚的孩童，不需要什么隐讳，他们怎能懂得如何取舍，任他信口开河，或许能侥幸巧合。普通大喇嘛们的神秘智力不也正是如此吗？他们仰视天空，信口雌黄，好像若有其事看见阿底峡尊者和宗喀巴大师。

四世达赖去世后，第悉藏巴不允许寻找他的转世。这其中四世班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四世班禅罗桑却吉精通藏医，当时藏巴汗得了病，请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罗桑却吉治好了藏巴汗的病，藏巴汗要向扎什伦布寺捐献一个庄园作为酬谢，罗桑却吉坚辞不受，仅仅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允许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藏巴汗只好答应了。有意思的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即那位蒙古裔达赖）28岁盛年猝死。有人传说，藏巴汗的病是因为云丹嘉措对他进行了诅咒所致；而藏巴汗察觉后，就派人刺杀了云丹嘉措；藏巴汗对此事感到生气，因此明令不许寻找达赖转世。而此时，罗桑却吉又因治好此病的渊源，恢复寻找达赖转世，延续此世系。此中的因果关系，还真是复杂。

此时的达赖喇嘛已经在格鲁派树立了崇高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众人争当转世灵童的情况。《自传·坐床》中记载，

盖卡萨的拉拉阿嘉向嘉央衮乔群培等许多人说：“我的这个幼子还在娘胎里时，遍知一切云丹嘉措来到我家，说要借宿一夜。”就这样寻找借口促成其事。娘布的一个人也陈述了需要理由，说认定他的孩子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最可信的。当时，格鲁派的喇嘛中以扎什伦布寺的班禅活佛和下密院的衮乔群培二人资历最深，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前往藏北的热振寺，在文殊菩萨佛像前陈设糌粑丸抽选，结果选中了我为前世达赖的化身，由此作出了决定。

从这个描述过程中来讲，为了防止某些政治因素影响转世灵童的选择，特别是西藏大贵族把持转世灵童，用某种抽签方式来选择灵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神佛有灵，他们也应该在抽签中显灵，而世间僧俗则无从影响选择过程。

罗桑嘉措这样描述认定他为转世灵童过程的事情：

在为我举行的宴会上，又一个自称为第巴的耳聋的家奴负鼓敲打，我抛掷朵玛，表演一些平常的节目。因此，有人议论说：“这是遍知一切索南嘉措和云丹嘉措抛掷酬神食子的习惯动作。”如果演此小技者皆为活佛，那么时间的活佛则多不胜数了。噶居巴将前世达赖喇嘛用过的佛像和念珠拿出来让我看，我并没有说认识这些东西的话，但是他出门后说我都认识，是完全可信的转世。所以后来我学经时，每当我不努力时他就悔恨地说：“那时你并没有认出前辈的用品。”

罗桑嘉措的家族居住在浪卡子，当时属于后藏；而当时的达赖驻锡地在前藏的哲蚌寺。格鲁派的另一大活佛的班禅，达赖灵童的当然老师在后藏，藏巴政权也在后藏。藏巴政权明白达赖喇嘛的宗教重要性，力图劝阻转世灵童，不应去前藏地区。他们说，前世达赖喇嘛也曾驻锡在扎什伦布（事实上，扎什伦布寺是一世达赖根敦珠巴主持修建的）。新的转世灵童可以拜班禅为师，在完成学业之前，居住在扎什伦布。藏巴政府同时承诺供给达赖所需费用。但是负责迎接灵童的噶居巴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达赖还是回到哲蚌寺居住和修业最为适意。他又利用后藏政府畏惧蒙古人的心理，陈述利害，如果把达赖留在后藏，可能会招致蒙古军队前来迎接。另一方面，噶尔巴和觉囊巴则担心如果转世灵童留在后藏会与他们争抢第悉藏巴上师的地位，竭力排挤达赖灵童，他们说对哲蚌寺活佛进行阻挠会受到别人的议论。这些事实，反映了当时西藏复杂的政治宗教关系。格鲁巴的宗教地位不断上升，既招致了政治领袖的注意，也遭到老的教派的排挤。

最后，罗桑嘉措要被迎往哲蚌寺了，

一个新来的女仆对我说，“你要去寺院学经，像僧人那样要吃苦了，那是非常辛苦的。还是我们俗人幸福”。

……

出发时，夏仲玛钦（父亲？）谆谆告诫说：“在哲蚌寺中会很幸福，地位崇高，会很好的，要努力学习知识”。母亲则十分伤心，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这一节中，五世达赖再次对所谓大喇嘛的神迹表示怀疑：

我第一次来到甘丹颇章的喜乐寝殿（森穷恩噶）。喇嘛僧徒和俗人前来请求加持者络绎不绝，我依次进行加持。其中稍一疏忽，没有把手放到蒙古僧人格敦嘉措的头上，他便心中犯疑，以为是自己以前伤过云丹嘉措大师（四世达赖）的心，又没有筹备礼物呈献的缘故，于是再没有请求加持，便以披单掩面，羞愧而退。在色拉孜布地方，他向仲尼嘉雅巴、强林然坚巴、达普温布达曲等人讲述了上述情况，（对我是云丹喜嘉措的转世）万分心服。实际上那一天不止是格敦嘉措我不认识，在场的人我没有认识的。吉雪夏仲意云请求加持时，说“我是托果南杰”，企望我会因此说认识他，但我只是想：“这个像地方首领样的人是谁？”并不认识他，看来大喇嘛们的神奇事迹大多数也就是猪头卦师的预知那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