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chronist’s Life

我觉得冰点真的成了名牌栏目了，虽然李大同退出了，栏目的魂还在。这期刊登的是《可怕的只有两种声音》。批评中文网络上“左愤”和“右愤”两种极端情况。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 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 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 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 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我们曾经都很熟悉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著名的焦国标教授曾经发表过一首《致美国兵》：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逛Delhi的国家博物馆时，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西藏文化影响所及。这些展品，一看出处就很明了：下面一般写来自Ladakh或者Arunachal，这些都是西藏文化的辐射地带，目前由印度实际控制。在展品中一些Mughal时代的壁画，和西藏的那些佛教壁画风格非常类似。虽然表现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画面的用色、布局、人物、景物如出一辙。

从文化上来说，西藏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很大，甚至说西藏文化是印度文化的分支文化也不过分（印度文化分出西藏文化的这部分母枝倒是不行了）。但是从人种上来看，西藏人属于蒙古人种（印度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些Ladakh和Arunachal人的面部照片也很明显），和蒙古族、汉族相同。这一事实很难解释，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地理发生了变化，在人种迁徙的年代，西藏到蒙古或者大陆的交通比较方便；但是到了文化传播的年代，地理变迁使得西藏和印度的交流更加方便。其二，古印度是个移民国家，今天看到的印度人有不同的面部特征，显示有不同的来源。这样的国家，人种是内向迁徙，而文化是外向迁徙，类似于今天的美国。蒙古人种到印度的分支是Mughal王朝，但是被稀释得太厉害(?)。

《雪狮与龙》中写到，

西藏和蒙古档案中记录了两人之间一个令人惊奇的争执，显示出西藏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了，但坚持忽必烈要尊崇他无上的宗教地位。忽必烈开始拒绝，但最终缓和，同意当他私人听法时，上师处上座；而在其他场合汗王处上座。

这种说法来自Shakabpa, Tsepon W. 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和Rossabi, Morris. 1988. Kub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我在德里和阿格拉旅游时参观了Mughal时代的宫殿。这些宫殿的格局大体类似，都有一个Diwan-i-Am(Hall of Public Audiences)和Diwan-i-Khas(Hall of Private Audiences)。Diwan-i-Khas是很大的宫殿，而不是只能容纳几个人的小房间(Refer: Google Image)。Wiki上认为，Diwan来源于波斯。但是，如果忽必烈的宫殿和Mughal的宫殿有某种类似安排的话，恐怕就需要重新评估八思巴在忽必烈王朝的地位了。

今天晚上在家看电视，看到CCTV国际艺苑一个介绍魔术历史的节目《魔术神话》。讲到一个印度魔术，魔术师把绳子甩到空中，可是绳子并不垂下来；然后一个小孩顺着绳子爬到天上。一会，天上把小孩的四肢和头扔下来，绳子也掉下来了。魔术师把这些东西捡起来收集到一个草篮中，闭上盖子然后打开，小孩从草篮里爬出来了。

我感到非常惊奇。所有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偷桃》：

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忽而绳落地上，……移时一物坠，视之，其子首也。……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坠，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阖之，……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童首抵笥盖而出……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魔术的印度渊源。然而，在网络上稍微查一下就发现我是多么孤陋寡闻。

阅读更多 »

最近买了一本《佛本生故事选》，是郭良鋆黄宝生二位先生85年译本的再版。根据佛教的轮回理论，智者悟道后，就可以脱离轮回；佛祖释迦牟尼在证道之前，有过五百多次轮回。佛本生记录了佛祖在这些轮回中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果子本生的故事，让我大感新奇。大意是：

　　菩萨的前生是一个商队领队，有一枝树枝果实长得很诱人，但他禁止商队成员去吃他，指出这是一棵毒树，因为“此树不难爬，离村又很近，凭此我知道，此树伤人命。”

在汉语文化中，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智慧故事。《世说新语 雅量第六》记载：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 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王青先生在《汉译佛经中的印度民间故事及其本土化途径》一文中认为，这是后人将佛本生故事附会到王戎身上，并由不严谨的史家采信。

由于佛本生故事历史非常之悠久，当然不可能是佛本生故事来自王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两个故事是彼此独立发生的，其间不存在联系。

根据王青先生的研究，王戎的故事始见于刘孝标注引《高士传》，那么是南北朝时期的事情。王戎本人生活在三国和西晋。在此期间，特别是后来的东晋，正是各种文化在中国百花齐放的朝代，当时佛教的传播也非常活跃。在佛教的早期传教阶段，这种本生故事应该在民间广泛流传。由理推之，王戎或者记录这个故事的人理应知道这则佛本生故事，二者独立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当然，以上也不是非常严格的考证。如果能够在汉、三国和两晋的流传较广的汉译佛经中，能够发现这则本生故事， 那么这个证明可能更加严密。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在藏传佛教达赖世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西藏占主导地位的是噶玛噶举派，噶举派得到了掌管政事的藏巴汗的支持，对格鲁派进行压迫。此时，格鲁派在西藏、特别是在蒙古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于是，当时的格鲁派领袖四世班禅喇嘛和五世达赖喇嘛派人到青海请固始汗率兵入藏，推翻了藏巴汗的统治，拥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当然，实际上此后西藏掌有政治大权的并不是达赖喇嘛，而是固始汗和其子孙。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建立了福田施主关系，格鲁派成为西藏的第一大派，对西藏政治也有一定影响力；而第巴的权力收缩，以致于很多研究者将第巴称为达赖喇嘛的总管。

罗桑嘉措同时是一名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著述颇丰。这其中既有《相性新释》、《菩提道次第论讲议》这样的佛教经典，也包括《西藏王臣记》这样的西藏历史书籍。译者刘立千认为，“(《西藏王臣记》)采用文学写作手法来叙述历史，行文古奥简洁，用辞典雅华丽，它不仅是一部富有珍贵资料之历史，而且还是一部有名的文学巨著。诚为藏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对于达赖世系本身的历史，五世达赖编写了《三世达赖喇嘛传》和《四世达赖喇嘛传》，晚年就自己一生活动整理为《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这本自传比较艰深，尤其对于不太明白藏传佛教一些术语的我而言；自传中也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很多时候，五世达赖喇嘛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真实一面。他对自身教派的科学认识，很多在当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著述中也能看得到。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