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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9/4/2006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 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 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 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 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 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 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 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 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 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 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 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 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 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 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 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 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 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 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 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 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 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 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 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 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 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 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 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 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北京这一夜
本报６月４日凌晨５时讯 解放军报６月４日社论说：“自６月３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３日２２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1989.06.04人民日报第一版
存档：有關全體西藏民族 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
From 西藏之页
第一, 介紹
200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恢復對話以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央政府代表之間多次進行了會談，其間，我方詳細闡釋了西藏人民的真實願 望。以互利為基礎的中間道路之精神是，西藏民族在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宗旨的情況下，得到名副其實的民族自治地位。這也是基於藏漢民族眼前和長遠的利 益。我們明確做出了不尋求獨立或分裂的承諾，並設法通過名符其實的民族自治來解決西藏問題。這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自治的條款。而且保護和發 展西藏民族的特性與形式，不僅對整個人類，對藏漢民族尤為有利。
2008年7月1至2日舉行的第七次會談期間，中共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先生表達了希望達賴喇嘛對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提出建議或意見的呼 籲；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也表示希望聽到藏人所尋求的自治的標準或形式，以及在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情況下，我方對地方區域自治的看法。 因此，本建議詳細闡釋了我們對名符其實自治的立場， 以及根據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理解，若能確實執行，可以滿足西藏人民特別利益要求的立場。 達賴喇嘛也相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如果實行名符其實的自治，則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應可以得到滿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和別的國家一樣，通過賦予各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來解決民族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自治的基本原則和目的，與西藏 人民的需求和願望是相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是在拋棄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前提下，避免民族壓迫和民族分裂，通過賦予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以保 障各少數民族的特性和文化。
根據我們的理解，憲法有關自治的原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藏人的需求。 憲法在一些相關問題上，對相關國家機關在自治問題上賦予了特別解決或實施的權利，要實現基於西藏特性而實施的名符其實的自治，施行上述各項特殊權利是必須 的。在施行過程中，為了與西藏民族的需求和特性相適宜，可能需要對某些自治條款重新進行研究和調正。如果雙方真的具有誠意，則目前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憲 法規定的自治原則得到解決。如此，則國家的統一穩定，藏民族與其它各民族間的和諧親密關係等均可實現。
转帖：国新办就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举行发布会
陈水扁夫妇黯然退党
继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之后，民进党再有一位前党主席陈水扁退党。陈水扁的退党有几个特色，不同于前面几位先贤：陈水扁不是一个人退党，而是夫妇一块退党，据说台北市民进党党部正建议开除陈水扁的儿子儿媳的党籍；前面几位先贤都是因为政见不合，出走民进党，而陈水扁自认做错了事，为了表达歉意而退党。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进党的最大功臣给了民进党最重一击。民进党/陈水扁一直在攻击这个那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从实际效果看，陈水扁才是最帮北京政府的贴心人。民进党的现任蔡英文主席身上有着浓重的扁味，对陈水扁夫妇退党表达“尊重接受”。民进党的陈水扁旋风，随着陈水扁之起而起，却不能随陈水扁之退而退。预料民进党内部的权斗会随着陈水扁退党进入新的高峰，蔡英文很难继续维持一个弱势党主席。
其实，回归到基本面，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有着相当的合理性。这八年，甚至十数年的台独运动已经永久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版图。如果民进党能够收拾颓势，从头再来，还是有着很好的政治机会，最少会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实力派。
如我以前的贴子，我再次把陈水扁先生的退党声明全文保留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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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前，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紀念「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演講會上，剛出獄的我，正式加入「民主進步黨」。回首過去大家一起為台灣、為民主、為公義所走過的艱苦歲月，此時此刻內心依然激動不已。
「民主進步黨」承擔了多少人共同的夢想與苦難，但今天我不得不沉痛的向所有先進黨員同志與支持者說一聲抱歉，我讓大家失望、蒙羞，更辜負大家對我的期待，對黨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雖然這絕對不是我的本意，但我犯了錯，做了我不應該做的事，對此我深感愧疚與自責。
我熱愛「民主進步黨」，更以身為「民主進步黨」的黨員為榮、為傲。為了表達對「民主進步黨」全體黨員同志及所有支持者最深切的歉意，我宣布自即刻起退出「民主進步黨」，太太吳淑珍女士也自即刻起退黨。
從政近三十年來，「民主進步黨」是支持我不斷向前邁進的最大力量來源，多少前輩的提攜與愛護，才讓我有機會為台灣社會盡一己棉薄之力。自擔任公職以來，我努力扮演好我的角色，全心全意為共同的理想來打拼。期間容有所疏失，甚至過錯，引發社會各界不同的議論或衝突，但我絕不是好財貪墨之輩。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我不敢奢望國人同胞能夠原諒甚至諒解，但我絕對會為我的行為負責。雖然今後不再是「民主進步黨」的黨員，但我願接受中央黨部「廉政委員會」的調查，更將勇敢坦然的面對社會各界的批判與司法的偵辦。
最後，誠摯期盼所有的支持者，不要因為我個人的過失，因而全盤否定了「民主進步黨」長期以來為捍衛台灣的國家主權、為鞏固深化台灣的民主，以及矢志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初衷與堅持。希望大家能給「民主進步黨」更多的鼓勵與包容，讓她不但能很快的再站起來，更能積極扮演好強而有力在野黨的監督角色，重新贏得台灣人民的信賴，引領台灣邁向更光明燦爛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