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chronist’s Life

Quiet Diplomacy，这个词是最近Kelsang Gyaltsen在文章New Challenges for the Tibet Movement in Europe中发明的。Kelsang Gyaltsen是流亡政府参加中藏谈判的达赖喇嘛公使之一。所谓沉默外交，是指西方政府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人权并提及西藏问题。西方外交官们认为，沉默外交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的人权、开放和自由。Gyaltsen对此提出了批评。

无独有偶，唯色被洛佩西最近在北京的笑伤害了，她在博客中回忆一位朋友的对囊帕拉事件的评论：

他们决定袖手旁观。他们不是告诉中国领导人必须停止屠杀无辜的人民，而是决定和这些领导人觥筹交错、握手言欢，还送上奥运圣火，换取中国的订单、货物、贸易利益，然后一转身，他们向达赖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个还不够，一次次送，并称赞西藏人对和平与慈悲的坚守不渝。

Dr. Goldstein在《雪狮与龙》中数次提到这种“坏朋友综合症”——西方国家表面上宣称对西藏的友谊，然而在实际利益上拥抱中国。

在此，我不打算诊断/批评西方国家的的病情。这种两面派的做法，任何一面，都有着深刻的背景；其讨论甚至延伸到人类与生俱来的基因。我想考虑的问题是，作为藏人，面对这样的局势应该如何应对？

指责这样的西方朋友，只是自己爽爽而已吧。

一个方向，是如Gyaltsen所言，努力告诉西方政治家，这一招对中国的西藏局势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西方真的对西藏友好，西方应该大声发言。Gyaltsen在文章中说，他也搞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因为政治私利，还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藏人的这种努力看来要落空了。

另外一个方向，是放弃幻想，不再寄希望于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画饼，筹划自己的战略，依靠可以利用的力量前进。1951年，达赖喇嘛在亚东等了8个月；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已经等了50年。即使认为中国政府是魔鬼，现实一点，准备和魔鬼跳舞吧……

Totalitarian Government，大多数翻译成极权主义政府，全能政府是一个比较中性点的叫法。维基是这样定义极权主义的：

一般來說，極權主義包括以下四三點：

1. 國家永遠第一（但通常只是政府作為凝聚向心力的口號，其實是以「黨的意志」為第一考量）
2. 一黨專政（除了執政黨或軍政府之外，不允許其他政黨執政，但也有成立傀儡政黨作為合理化自身政權的）
3. 施政方針與經濟方向以政府的意志為優先考量。
4. 安全考量重於自由，於是人民相對於民主國家為不自由。

大多数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府已经在转型，叫作威权政府更合适：也就是说，统治高层是一个寡头集团而不是一个独裁者；此外，政府较为放松经济方面的控制。

由于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以政府（党）的意志优先，所以造成了全能政府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公信力。既然政府无所不能，做什么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谁能相信你？

这一点，在6.26和7.5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韶关市政府认为他们是公开的透明的，

政府的新聞處理是及時和公開透明的。事發後，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八點就通報了有關情況，包括案情、公安偵破的情況等。二十六日一天就以新聞稿發布了三條消 息，將事情經過及處理情況向全國各主要媒體發布了，還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向在韶各媒體通報了事件發生的情況、傷亡情況以及現場處置和善後工作情況。在公安 機關基本查清事件起因、經過後，我們又及時對外發布了資訊。我們把握幾個原則，一是公開，二是及時，三是實事求是客觀反映。

另一方面，维族人社区就是不相信。直到今日，韶关发生的事件，在即使在汉语互联网上还有不同的说法。政府陆续公布7.5事件的伤亡情况，但是还有“谣言”从土耳其传来，维族人对7.5事件的解读仍然是示威被镇压。他们呼吁的是政府无法接受的“国外独立调查团”。

这不禁令我想起了那个说“狼来了”的小孩，谎言说多了，说真话的时候就没人听了。上周，一位并非研究显学的学者季羡林驾鹤西归，他为人所称道的经典语录居然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社会中没有“自由”“独立”的力量，正是拜政府不断打压所赐。即使在顶着欢迎外国记者采访乌鲁木齐，日本记者小林史宪被扣，因为他拍摄了公共场所公安的不雅行径。今天看到新闻，政府用经济手段对付许志永博士创建的公盟，开出了一份192万的偷税罚单(cached, 公盟网站已经被封）。把有社会公信力的新闻和法律人士都扳倒，全能政府只能在这个困境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