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chronist’s Life

参与武隆救援的米-26重型直升飞机

四川5.12一周年过了不足一个月，重庆武隆铁矿乡鸡尾山山体坍塌事件显示，政府并未从汶川大地震中吸收足够的教训，也没有采取措施准备类似的地质灾害事件。如果同等规模的地震再次来临西部山区，汶川地震初期那种百万大军，无处着手的困境还将再现，只能坐看黄金七十二小时逝去。

在西部地区的类似灾害中，直升飞机甚至能参与高原飞行的重型直升飞机乃是重中之重。在武隆事件中，6月5日的山体坍塌后，全国只有大兴安岭有能够起吊大型机械设备的俄制米-26重型直升飞机。这架直升飞机直到9日才到达救灾现场。

汶川地震后，当局忙着重建，忙着建博物馆，忙着奖励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甚至忙着对付上访的死难家属；却没有足够力量总结地震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表示前所未有的失望

6月7日，七十四岁的达赖喇嘛在巴黎说，“我越来越老，中国人脑子里全是这个！他们在等我死……我觉得和中国政府达成谈判协议的希望很渺茫。我对那个政府的信任很少，因为整个共产主义政治系统建立在欺骗和虚伪的基础之上。县骗自治区，自治区骗北京，北京再骗全世界。”

按照最近流亡政府把希望转向中国民众的想法，达赖喇嘛在最近的北美和欧洲访问中都接见了当地的华人代表。但是据报道，达赖喇嘛在纽约仅会见了中国民运人士、异议学者和独立学者。这些人本身和北京并无交流渠道，这种见面很难说有什么正面意义。

因为没有北京的任何回应，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政策也向后退，一度似乎有些活动的“大藏区”政策变得非常坚守。5月29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对达赖喇嘛的采访，纽时的主要内容是澄清流亡政府无意清洗目前已经在藏区居住的其他民族。但是西藏之页上关于大藏区的内容纽时没有发表，达赖喇嘛指出，“針對中國政府所說的“大西藏”問題上，對於這個問題，西藏方面沒有任何讓步的餘地，被當局劃入在四川、雲南、甘肅和青海等地的所有藏區，應該在西藏自治政府的管轄下。”

甘孜的拒绝种田事件，参与藏人流亡到达兰萨拉

今年3月，在甘孜掀起了藏民拒绝种田事件。综合流亡政府和甘孜当地政府的说法，当地僧俗人士张贴和散发传单，呼吁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开展“拒绝种田”活动，以此哀悼被杀藏人和被捕失踪藏人。当地政府在此后迅速介入，逮捕了一些僧人。在当地开大会要求民众，限期补种。

从甘孜州政府网站的新闻可以看到，全州粮食产量预计比去年略有下降，减产30万吨，或1%。甘孜县政府“针对少数不法份子的破坏，县委、政府及时发布了《书记、县长致全县人民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而甘孜州所辖其他县政府也采取各种方法，积极派出农业技术人员下乡，保证春耕。

据西藏之页报道，炉霍县藏民洛桑图丹和次旺顿珠逃亡到达兰萨拉，与媒体见面。西藏之页的标题是《境内藏人的哀悼权被剥夺》。

是耶？非耶？

For the last time, I am not  your messiah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24岁的丹增宇色(Tenzin Osel)仁波切，宣布放弃他的活佛身份。他恢复本名Osel Hita Torres，想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Time于6月8日刊登了这则新闻。

据报道，长期以来，Osel已从佛学院退出，他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他说，“我从小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放在一个中世纪的环境中，我的生活仿佛一段谎言，我受够了。”他的父母是一对已皈依的藏传佛教徒，他在四岁的时候被认定为图登耶喜喇嘛（护持大乘法派联合会FPMT创始人之一）的转世。

护持大乘法派联合会中文网页上仍然有很多关于宇色的内容，2000年时，15岁的宇色仁波切曾经到台湾传法。而FPMT的英文网页已经更新，今天，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宇色喇嘛的人只愿意被简单地称为“Osel”。

这段故事，仿佛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现代版。

中国政府在最近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报告时发言说：

On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the delegation noted that China’s laws provide complete guarantee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the media to play a watchdog role and there is no censorship in the country. Major stories, like the contaminated milk powder story, are brought to public attention by the media. No individual or press has been penalized for voicing their opinions or views. Chinese journalists’ right to report their story is fully guaranteed by the law. When reporting on certain sensitive stories, some journalists may encounter obstacles or pressure, which reflec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fession. But these obstacles are not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from some interests-concerned part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body would deal with such cases of harassment of journali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Chinese law prohibit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or other mass media for creating rumours or instigating the subversion of Government, splitting national territory or instigating hatred amongst ethnic groups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These legal provisions a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CCPR.

六四的二十周年似乎就过去了，没有发生令当局不安的事件（然而六四的第二天发生了很多事：罗京去世，成都公共汽车燃烧，重庆武隆滑坡）。廿年祭的最突出的表演者，大概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打伞便衣了。

这段时间看了不少关于六四的资料，想着把自己的思路梳理一下。为了便于各位讨论，按序号排列如下：

1. 六四事件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4.26之前；5.17之前；6.4之前；6.4之后。
2. 当时的社会背景，从政治上，86学运后，中央的清除精神污染；从经济上，价格改革失败，恶性通货膨胀，双轨制，脑体倒挂，官倒和腐败。前者主要是由邓小平和政治老人推动，赵紫阳是执行者和参与者；后者主要由赵紫阳负责。
3. 学运的直接起因是胡耀邦的逝世，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86学运的延续和对清除精神污染政策的反抗。另一方面，学运在早期提出对老人政治的不满，这在开始就埋下了学运失败的伏笔。
4. 虽然有其他团体加入运动，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单位人员。但他们以声援为主，并未实质成为运动的主体。运动主要是由学生和其团体高自联推动。
5. 如同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运动在发展中不断延展其内涵。其口号中先加入经济口号，最后回到政治领域，到6.4之前发展到最高潮。在前期，其政治口号是改良性质的，包括开放新闻，司法独立，制度层面惩处腐败等，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架构内改进治理。
6. 4.26社论是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诡异的是，它本身成为学运的一部分。后期学运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平反4.26社论，要求官方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
7. 从4.26到5.17，赵紫阳一派，李鹏一派的分歧逐渐公开化表面化。据说鲍彤有渠道通往学生；这一点值得研究，但是6.4后对鲍的审查否定了这种可能。这种公开的分歧无疑助长的学运的发展。
8. 5.17，邓小平决定戒严。从这一刻起，学运的结果已经被决定了，但是学生们还不知道。学生们的口号和标语开始指向邓小平本人。
9. 从5.17到6.4，社会各界进一步加入调解学运的活动，包括人大委员会的相关活动。赵紫阳已经靠边站，李鹏一派对学生虚与委蛇，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镇压的相关安排，5月底，江泽民进京。
10. 在同一时期，学生对政治现实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同时学生的组织虚弱，内部问题重重，无法有所作为。
11. 6.4并未发生反革命暴动，相反，军队是有计划、有路线地向人民广场进发。主要死亡发生在木樨地、复兴门等处。死亡的主要是抵挡军队进军的北京市民。死亡人数众说纷纭，目前西方媒体一般用的数字是数百人。在其他区域，部分北京市民对未开枪的军人进行反击，烧砸军车，烧杀军人。
12. 6.4人民广场上并未发生屠杀。静坐的学生和戒严部队讨论后，和平撤出广场。广场边缘有零星开枪，以及清场后坦克冲向撤退学生的个案。
13. 6.4之后，当局的法律武器主要对准参与打砸烧的北京市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也被整肃，但是判刑较轻，主要是思想洗脑，软禁为主。

6.4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受到左派攻击。但是这一势头在邓小平92南巡后被遏制，中国重新按照邓的方向前进。如何从6.4之后的发展情况来评价6.4呢？

1. 89年底之后，邓小平卸任军委主席，老人政治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江泽民执政初期，虽然老人仍然对政局有着或明或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和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1992年，中顾委被撤销。
2. 6.4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禁忌。89之后，政府对三权分立、多党制极度抵制。“稳定高于一切”成为中国政治的重中之重。这一政治情势一直延迟至今，而且看不出有任何动摇的迹象。近年来，政府虽然直面民主和人权，但是仍然排斥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
3. 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一夜之间，中国完成了从全民谈政治到全民谈经济的转变。92年之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逐渐解封，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发展高潮。不同于跌跌撞撞的80年代，这二十年中，政府的国退民进策略相当成功，经济稳定发展。
4. 在政治压制的同时，当局对知识分子进行经济赎买，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一方面，随着全面放开市场经济，“个体户”、脑体倒挂成为过去式。知识分子利用手中资源，在体制内外完成个体的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政府推动教育、医疗改革，从制度上将分配向“拿手术刀”和“拿粉笔”的知识分子倾斜。
5. 6.4提出的腐败、司法独立等问题并未触及，相关问题甚至愈演愈烈。这些问题成为江时代最大的污点。离6.4已经20年，胡锦涛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全民上网和维权给政府的维稳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9/4/2006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 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 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 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 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 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 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 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 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 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 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 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 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 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 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 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 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 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 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 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 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 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 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 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 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 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 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 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 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