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丁一夫的藏人分而治之的讨论
丁一夫最近在多维上发表了几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我不想就其观点作讨论，仅就他在最近一篇《对藏人“分而治之”还是“合而共处”》中对于历史事实的解读提出值得商榷之处。
丁一夫在此文中，认为59年叛乱/起义的原因在于：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汉藏双方对协议覆盖的范围模糊不清。丁文中说：
可是，十七条协议却没有说明，这个网开一面的开明政策，覆盖了什么地区，那里面说的西藏，是否包括金沙江以东的川、甘、 青、滇四省的藏区？显然，对于藏人来说，十七条协议的承诺是否包括四省藏区，这由不得他们。而在解放军和汉人干部看来，十七条所说的西藏，自然是不包括四 省藏区的。
我认为，这个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正如丁文中所说，把康区和安多划归云南、四川、青海，这个政策，是由清朝政府进行的。到民国时期，这个政策已经实施了几百年，期间特别是晚清时期，汉藏双方在边界上发生战争，这条界限也移来移去。但是，基本上，拉萨政府和民国政府（或地方军阀）有着清晰的界限。双方在边界驻军，无论是拉萨政府和民国政府都认同这个事实。在康区和安多，实施也实际上也不是民国政府（或地方军阀）的直接领导，而是混合现代政府和土司头人寺庙的统治形式。在这些地方，一方面，地方军阀有驻军，有类现代政府，但是地方上的事情也有寺庙和贵族组成的藏族精英阶层管理。基本上，双方目标和诉求不同，也能相安无事。在藏族精英阶层中间，拉萨当然是文化中心，但是不包含任何政治权利。当地藏族精英阶层的视野比较小，也不存在泛藏政治体等概念。康区和昌都的藏人之间经常也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在这些摩擦中，因为汉人的军事实力强，他们也经常请求各小军阀或军事团体的帮助。
这样的事实，在多篇历史著作中都有描述，既包括丁一夫提到的Melvyn Goldstein，也有藏族历史学家Tsering Shakya。平汪的传记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昌都和康区的实际政治情形。当平汪被康区汉人追逐时，他逃往拉萨政府管理的昌都地区；而拉萨政府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又逃回汉人统治的康区。
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拉萨政府的代表在谈判十七条的时候，绝对不会考虑把康区和安多纳入到十七条的范畴。很简单，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地盘。这就好比中国跟美国谈一个FTA，等谈成了，告诉美国，新加坡也被协议覆盖一样可笑。虽然同为一个文化圈，但是政治上是不同的。但是，十七条谈判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时候把昌都归还给拉萨政府管理。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北京政府在昌都掺了不少沙子，昌都还是还给了拉萨政府，直到1959年。
那么，59年的叛乱/起义肇始于康区，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显然不是因为对十七条协议的不同理解。事实上，流亡藏人从来没有指责过北京，对康区的土改违反了十七条协议。Tsering Shakya对此有长篇记录，平汪的传记则增添了很多局内人的看法。李井泉对康区的土改，给康区的四川社会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很多康区的藏人因此逃到TAR范围内来避难。他们给拉萨人带来了很多悲惨的故事。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不得不重申他推迟西藏“民主改革”的既定政策，并强调六年之内不会变，六年之后是否推行，会征求西藏高层人士的意见。然而，从西藏高层人士看来，这个可怕的“民主改革”就象悬挂在拉萨贵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除非得到中央政府永不推行的承诺，没有人会对此心安。据平汪记录，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西藏贵族开始往印度转移财富。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崩盘。
同一文化圈内的人会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情绪上，虽然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政治范畴。例如1998年的印尼排华暴乱，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事实上，中国政府没有对印尼排华事件做出实质性的响应，甚至被很多人认为太软弱。
实际上，北京越来越认识到西藏文化区的整体性，这从我前面的评论帖子上可以看出。如果北京和达兰萨拉就西藏宗教文化上达成什么协议，这些协议势必会影响到TAR以外的藏区；但是，期望因此就能改变目前自治区的划分，这个可能性较小。
刚读到桑东仁波切最近的谈话，似乎回答了你的问题：
“
就在十七条协议在北京讨论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代
表团提出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了，西
藏人现在必须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内藏和外藏”。当时，周
恩来和毛泽东都同意说，这个想法是适宜的，但表示此时他们无法做
到，因为他们已经解放了“内藏”，“外藏”也将通过和平途径来解
放，所以我们应当先完成十七条协议，然后再考虑如何统一“内藏”
和“外藏”人民。由此可见，这个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
法从十七条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当时，有几位高级
官员从北京来拉萨访问（注三）。他们已经为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成立
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那期间，西藏政府官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十
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西藏民族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问
题，现在是适合实施的时候了。大家都同意这点，于是设立了一个以
一位高官为首的委员会。这位官员是一位共产党高级官员，也是藏
人，名叫桑杰益西（注四）。桑杰益西为首的委员会，我记得是一个
五人委员会。他们开始就如何将整个西藏民族纳入同一个自治区展开
工作。
一九五八年，骚动开始了。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藏人流
亡到境外。桑杰益西委员会无能为力。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成
立。但是西藏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
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
你以前知道这些吗？
包谷
十二月 5, 2008 at 1:50 上午
刚读到桑东仁波切最近的谈话，似乎回答了你的问题：
“
就在十七条协议在北京讨论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代
表团提出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了，西
藏人现在必须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内藏和外藏”。当时，周
恩来和毛泽东都同意说，这个想法是适宜的，但表示此时他们无法做
到，因为他们已经解放了“内藏”，“外藏”也将通过和平途径来解
放，所以我们应当先完成十七条协议，然后再考虑如何统一“内藏”
和“外藏”人民。由此可见，这个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
法从十七条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当时，有几位高级
官员从北京来拉萨访问（注三）。他们已经为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成立
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那期间，西藏政府官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十
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西藏民族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问
题，现在是适合实施的时候了。大家都同意这点，于是设立了一个以
一位高官为首的委员会。这位官员是一位共产党高级官员，也是藏
人，名叫桑杰益西（注四）。桑杰益西为首的委员会，我记得是一个
五人委员会。他们开始就如何将整个西藏民族纳入同一个自治区展开
工作。
一九五八年，骚动开始了。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藏人流
亡到境外。桑杰益西委员会无能为力。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成
立。但是西藏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
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
你以前知道这些吗？
包谷
十二月 5, 2008 at 1:50 上午
我以前不知道桑杰益西委员会。
但是我知道十七条协议上的这个讲法。包括后来陈毅也在一个大会上提过类似的提法。
我针对的是丁一夫的说法。他认为，藏人在签订十七条协议时，认为其他藏区应该被覆盖在十七条协议之内。这个不是事实。
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没有去分析大藏区是否可行，来龙去脉如何。如果您想就这个进一步讨论，您可见其他博文的相关说法，我们可以再讨论。
上面桑东仁波切的说法后面部分需要进一步说明，值得商榷。“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但是西藏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这个也不是事实。
davidpeng
十二月 5, 2008 at 1:25 下午
我以前不知道桑杰益西委员会。
但是我知道十七条协议上的这个讲法。包括后来陈毅也在一个大会上提过类似的提法。
我针对的是丁一夫的说法。他认为，藏人在签订十七条协议时，认为其他藏区应该被覆盖在十七条协议之内。这个不是事实。
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没有去分析大藏区是否可行，来龙去脉如何。如果您想就这个进一步讨论，您可见其他博文的相关说法，我们可以再讨论。
上面桑东仁波切的说法后面部分需要进一步说明，值得商榷。“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但是西藏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这个也不是事实。
davidpeng
十二月 5, 2008 at 1:25 下午
最后一段供大家参考。
北京为何妖魔化西藏流亡政府？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719902
“四、北京的苦衷
北京坚持要西藏流亡政府作出这荒谬声明，我看乃是为达成妥协故意设置障碍。我党的真正心病，既不是行政区划问题，更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行宪就意味着放弃“ 党天下”。西藏人民若真的获得宪法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利，势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民族“自治区”必然提出类似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党必须从几占中国 2/3的领土的少数民族地区撤出，这是他们绝不会同意的。
我党更大的心病，还是被苏东帝国的崩解吓坏了。目前国内社会危机深重，官民矛盾、民族矛盾重重，国家早就呈现了崩解趋势。党魁们只求在任上箍住濒于散板的木桶，岂还敢放西藏自治，恶化既有离心倾向？刻下多数大陆人似乎都传染上了这恐惧，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我党代表了他们一手塑造出来的民意。
说到底，我党的先天尴尬，乃是从马教带来的。马列主义只看得见阶级，看不见民族，只承认阶级矛盾，不承认民族矛盾。可笑的是列宁既信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却又主张民族自治，全然意识不到“党天下”和任何一种自治水火不相容。这结果便是斯大林的“民族自治”骗术，害得中国俄奴党既要坚持作“党领导一切”的婊子，又不能扔掉“民族自治”的牌坊；既无法撕下面具搞晚清的“改土归流”，又不敢也不愿真的实行宪法。当然最后只有靠撒谎欺骗全国人民，诬蔑“达赖集团”是“分离主义者”，是“藏独分子”。
我党这么干，完全是饮鸩止渴，虽能靠煽动民族仇恨维持一时的统治，其实是为我党垮台后发生的民族间仇杀做足铺垫，必将给全民带来深重灾难。华鉴不远，在南斯拉夫之世。
“
er
十二月 6, 2008 at 3:58 下午
最后一段供大家参考。
北京为何妖魔化西藏流亡政府？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719902
“四、北京的苦衷
北京坚持要西藏流亡政府作出这荒谬声明，我看乃是为达成妥协故意设置障碍。我党的真正心病，既不是行政区划问题，更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行宪就意味着放弃“ 党天下”。西藏人民若真的获得宪法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利，势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民族“自治区”必然提出类似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党必须从几占中国 2/3的领土的少数民族地区撤出，这是他们绝不会同意的。
我党更大的心病，还是被苏东帝国的崩解吓坏了。目前国内社会危机深重，官民矛盾、民族矛盾重重，国家早就呈现了崩解趋势。党魁们只求在任上箍住濒于散板的木桶，岂还敢放西藏自治，恶化既有离心倾向？刻下多数大陆人似乎都传染上了这恐惧，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我党代表了他们一手塑造出来的民意。
说到底，我党的先天尴尬，乃是从马教带来的。马列主义只看得见阶级，看不见民族，只承认阶级矛盾，不承认民族矛盾。可笑的是列宁既信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却又主张民族自治，全然意识不到“党天下”和任何一种自治水火不相容。这结果便是斯大林的“民族自治”骗术，害得中国俄奴党既要坚持作“党领导一切”的婊子，又不能扔掉“民族自治”的牌坊；既无法撕下面具搞晚清的“改土归流”，又不敢也不愿真的实行宪法。当然最后只有靠撒谎欺骗全国人民，诬蔑“达赖集团”是“分离主义者”，是“藏独分子”。
我党这么干，完全是饮鸩止渴，虽能靠煽动民族仇恨维持一时的统治，其实是为我党垮台后发生的民族间仇杀做足铺垫，必将给全民带来深重灾难。华鉴不远，在南斯拉夫之世。
“
er
十二月 6, 2008 at 3:58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