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chronist’s Life

这段文字摘录转贴自多维，中国维权最新模式：胡佳现象的台前幕后

我不了解也无法评价胡佳，最早知道胡佳的是因为艾滋病和高耀洁老师；后来发现他几乎涉足所有的热点事件。这篇亚洲周刊的文章中满是溢美之词，评他是中国民间的“良心英雄”。在两次软禁中间，胡佳夫妇于2007年4月来到香港，与亚洲周刊记者张洁平畅谈肺腑。

＝＝＝＝＝＝＝＝＝＝＝＝＝＝＝＝＝＝＝＝＝＝＝＝＝＝＝＝＝＝＝

你遭遇了很多次软禁，第一次是什麽时候，为什麽？

第一次被软禁是二零零二年的平安夜，那时候我们带了很多冬季的衣服去河南上蔡看望艾滋病人。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最早的一批外人进入当地。那里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从小孩儿，到老人、中年人、各种各样的感染者。那些得艾滋病的小孩儿真是可怜，我们进去，他们就头歪著，这样看著我们，他们连把头正过来的力气都没有。

救助艾滋病人遭软禁

我们带的衣服都是北京市民捐赠的，还有毛绒玩具，那一年北京连续八天大雪。我是坐火车下去，一到河南村里，马不停蹄就带著四个环保志愿者进村了，衣服还在路上。第二天，我们就被扣留了。是河南省公安厅的国保总队，还有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的人，算是软禁的形式，全身搜查，胶卷全部曝光。扣留在上蔡县宾馆，门口全是警察，不让你出去。

然后呢，中国的警察你知道，善于营造一种恐怖的气氛。他们说，问题很严重，还说该拘留的会拘留。他们最重要的扣留理由是，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

开始遭遇这些，会恐惧麽？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我的朋友突然失踪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被国家安全部门拘捕了，我立刻跟《时代週刊》、《纽约时报》等联繫。二十八天里我每天出去前都洗澡，换乾淨衣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出门被抓起来。这是平生中第一次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要被抓，投进监狱，可能还会被警方殴打、刑讯什麽的。我确实恐惧。

恐惧我倒不怕。我小时候跟人打架多了。中学时候，老有不三不四的人到学校来劫女生，我就跟他们打架，儘管大部分女生我都不认识。可只要你上去，哪怕被打一顿，你也把他们的事给搅了，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心里也很痛快。如果某一件事情我没有去管，我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后来你经常被软禁在家，那种状态是怎样的？

我在家里有手机、小灵通和固定电话，手机和小灵通受到干扰，但没有切断。很多朋友说我的小灵通总是佔线，但我实际上根本没打。手机成空号。换了号码他们很快知道，电话会被录音查社会关系。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监控最严的，实时回馈的，我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试过家里的网络整整三个月不能上网。这很可怕，我完全依赖于网络和外界沟通。那还正是营救高智晟律师的高峰时期。我让我妻子在网络切断十几天后买个GPRS无线上网，很慢，蜗牛速度，很艰难地用电子邮件和外界联繫。

国保的工作就是守著你，二十四小时不让你出门，阻止外边人进入。但我仍然二百四十一天（胡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解除秘密拘禁后至二零零七年二月被软禁）都在忙，朋友让我休息，听听音乐调整身心，我没有一件做成，书一本没有读完过。每天围绕著高智晟、李喜阁、万延海等等在忙。一直在打电话，发短信、电子邮件。

当时金燕九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去泰国和印度，北京的朋友劝我一道走，我在风口浪尖，情况很危急。但我不能走，因为高智晟律师的女儿格格、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偶尔有电话，为了这几个女子我也必须留下来。

袁伟静的压力很大，需要有人经常和她沟通。格格是十三岁的女孩子，只好和我联繫，把她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再告诉外界好营救高律师。除非我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天到来，否则我会一直坚持下来。我在想，如果我是格格或者袁伟静的话，我是多麽希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多麽希望外边有人在帮助我。就算这样一种很简单的角色，你也不能擅离职守。要有一条线保留住。这是她们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候，你的电话给他们一线的光明，不让她们产生绝望。

你开始是志愿者，为什麽后来牵扯了很多事情？

陈光诚的事情是从零六年六月十一日他被刑事拘留我才全盘介入的。眼前这些事我必须要管。说心里话，我根本不懂政治，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化东西是政府的事。艾滋病也政治化了，环境问题政治化了，老百姓基本权益问题也政治化了。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包括加入什麽政党，考虑什麽政纲。我想要的只是一点点公正、自由。

六四以后我信佛教。佛教五戒：杀生，淫亵，妄语，偷盗，饮酒。我对这点特别喜欢，六四之后我就不吃肉了。我看到校门口女孩子被欺负我必须管，看到六四的学生被警察欺压，看到艾滋病人缺医少药，是一样的。我性格特别懦弱、敏感，所以当别人痛苦时候，我会明白他的感觉。佛教核心是慈悲，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两个字，自助助人。

你对待软禁的态度怎样？

我遇到过三种性质的软禁，一种是一出去有八个人跟著，走到哪都有，我也会跟他们发生衝突。二零零五年，有一天晚上我开车，他们一直在后面跟著，我突然掉头，倒车，然后在马路中间停车了。我直接拉开他们的车门，从里边把他们揪出来，挺暴力的。我是佛教徒，按说不应该这样，但这给他们很大精神压力。有时候警察笑著跟你说话，但是你看到他们手抖得很厉害。

我的脾气很暴，所以我会得肝硬化。我从来不低头，不管你是一个人、五个人、十五个人甚至三十个人。零六年七月十号，我跟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她一直被软禁在山东的家里）在集市上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去找陈光诚，有十一个月的时间没人见到他了。

在山东被三十人围攻

但很快我们就又被包围了，村口一大堆人恭候著你，我和袁伟静手拉手，他们不让，开始拉拉拽拽，三十个人围攻我们。你要说三十个人彻底打我，我恐怕要被救护车拉回北京去了。但就是因为袁伟静在，她知道那些人谁是谁，哪个是计生部门的，哪个是乡镇干部、公安局的。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拳头向我的身体挥下来的时候，她就用身体护住我。我从来都是保护女性的，但这一次被女性保护。袁伟静真的很勇敢，她不过就是三十岁的人，比我小。但我管她叫嫂子，原来也是一个爱吃爱玩的人，现在变成这麽坚强的一个女性，值得我敬佩。

国保警察是一群怎样的人？

我开始时候恨透警察了。我觉得他们不是人，行尸走兽，没有人性，没有良知，鹰犬走狗畜牲，为五斗米折腰。尤其是二月十六日，我被绑架、非法拘禁了四十一天，我说我要回家，我担心曾金燕心脏病。他们不管。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支队长来了，他们的领导，我就把花瓶拿起来砸在自己头上，我说，我的血要溅在你的身上。其实我当时想，我头破血流去医院，这样金燕就会知道。

国保也怕秋后算账

还是没有去医院。血凝固了，很疼，晚上睡不著。被我骂的国保局官员，他面无表情。做到这个级别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也很无奈，两头受气。他知道自己违法，担心秋后算帐，他们知道这个社会要向民主开放的方向发展。他们担心哪天胡佳当官了，后半辈子怎麽办。特别好笑，他会担心我怎麽报复他。这些人其实最可怜，昧著良心，又不得不这样做。

国保系统是国家权力部门，很多人既受过高等教育，又孔武有力。有一个叫王超，一米八的大个，开始对我很凶。我要回家，他们不让。我跟他们扛了两个小时，后来半个月我的胳膊都抬不过肩膀。他们对政治犯会留馀地，怕政治犯身上有伤痕。他们十几分钟换一班人，后来他们的头说我们服了，你也别弄了。这种力量悬殊的较量，你不低头，他们就输了。这麽多年，他们都没有赢。

我二零零二年开始和他们直接较量，后来较量越来越多。有通州区国保、朝阳区国保，也有北京市国保，我觉得最凶悍的是北京市国保总队，所有人受过高等教育。抡圆了往你眼睛上打，打了六拳。当时明显感觉到看不清了，但我还在骂他。他们完全是流氓，打我那个也就是大学刚毕业一两年，恐怕是「零零七」电影看多了，觉得国家保卫部门很酷。他很享受打人的快乐，权力和身体力量的释放。

还有一次软禁时跟他们发生了剧烈的衝突，在楼道里椅子乱飞。那是一个资助过艾滋孤儿的小学老师特地从浙江跑到北京来，约好了到我家来，却被警察拦在外边威胁驱赶。我最讨厌欺负女人的人，就和他们六个人在楼道里干起来。我把椅子举起来砸玻璃。最后，来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师，他指著我说，有这个邻居我们非常痛苦，如果你们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放到监狱里，天天守在这里干嘛。

那个老人害怕到爆发了，警察才有一些收敛。后来妥协的结果是他们用车把那个小学老师拉到宾馆，并且号称付了一半的房费。

越往后我和警察之间也越有「默契」，知道对方的底线。他知道我不会低头，我也知道和他们打架没有意义，他们人多，一定能从身体上控制你人身自由，儘管我真想找到他们好好干一仗。

你父母和妻子，也会因此承受很大压力？

我的父母知道我被软禁时候的危险。我刚被绑架的时候，他们天天晚上哭醒。他们所受的痛苦比我还大。但这次二百四十一天的软禁过程中，我妈妈反而从容了，比这更坏的她都经历过。我很欣喜我的父母和金燕一样都是慢慢调整好。

但他们对我并不支持。我爸爸说现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干嘛要涉足政治，国家乱起来怎麽办。（编按：胡佳的父亲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但我爸的信息管道也就是新闻联播、国内报纸。有时女性的胆量比男性大，我妈就是如此，她也恐惧，但事情到了她顶得住。我三舅在纽约开洗衣店，经常打电话把国外的情形告诉她，我妈的信息来源更多。她对我的事情表示理解，对道义上的事情很认同，但她不希望是自己的子孙这样。她说你别衝得太猛，被抓起来我们怎麽办。我爸只能央求我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多活几年」。

和金燕也是，零六年二月到三月，我们吵了无数的架，几乎要分手。也是这样，她说你不要去管六四的事情了，只把艾滋病NGO的事做好。她说你从事那些事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那麽多障碍，很多做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受到牵连。

忠孝、忠爱不能两全

我觉得，忠孝、忠爱不能两全。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因为说自己在做艾滋病的事情，就跟六四伤残者说我不管你们了，我也同样不能说因为六四的事跟艾滋病人分手，跟环保的人分手。高耀洁老师也说，别管那麽多閒事，艾滋病的工作还很需要你，那麽多人命关天的事，那麽多人在等著你为他们呼吁，为他们求取药物，那些孩子需要你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

但是艾滋病、六四、维权……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废的，对我来说都是公正道义。你说让我权衡得失，我没有这根筋，我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我只能同时在做这些事情，只能忠于道义。国保说我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你好像是从一个敏感的事情蹦到另一个敏感的事情，再蹦到更敏感的事情——从环保，到艾滋病，又弄到滚烫的达赖喇嘛、六四伤残者，然后又是高智晟、陈光诚了，我又成同案犯罪嫌疑人了。

11月3日，现任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按计划会访问台湾。在很多统一派心中，海协会的这一步，已经耽误了十年。大公报撰文说，“就两岸关系互动发展而言，这是一项大功德，既艰巨，又光辉，两岸无数人为此送上衷心的祝福！”

然而，先期一步的张铭清，在台湾掀起波澜。张铭清在台湾的私人行程从开始就伴随着绿营的抗议，这一抗议在台南达到高潮。张在拜访台南孔庙时，在群众激烈抗议中被冲撞倒地。此一事件迅速成为台湾的焦点事件。张铭清也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回大陆。

事实上，在张铭清的访问之前，台湾前驻美代表吴钊燮即指出，目前气氛陈云林不宜来台。但是，即使在张铭清事件之后，大陆仍然坚持陈云林访问（我猜测），在我看来实为不智。

北京对目前的马政府抱有太大的期望，而对台湾的主流民意视而不见。陈云林说，“极少数人肆意破坏两岸正常交流的行径是不得人心的。”然而，事实上，主流的台湾民众，对以统一为目的的两岸交流，抱着极大的忌惮之心。尤其在当今的经济危机情况下，马政府的表现并未得到民众认可。这种情况下的政治政策，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以守卫即有成果为主，而不是积极地攻城掠地。

台湾社会是个开放的新闻社会，公众和媒体相互起舞，寻找焦点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大陆人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在台湾会放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大陆生活在封闭媒体社会中的官僚，很难理解这种媒体现象。在张铭清访问之前，台湾媒体关注的主要是毒奶粉事件和陈水扁家族贪腐案件。前者，如果不存在新的新闻，会逐渐冷下来；而后者，则会在相当长的事件内占据新闻头条。

然而，张铭清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台湾老百姓的注意力。台湾人把视线从贪腐再次转到两岸关系。这再次给陈水扁极大的操作空间。相比较木木的大陆官僚甚至国民党的一些官员，陈水扁和绿营则深谙操弄民意和媒体之术。陈水扁极力争取参加今天的“反黑心，顾台湾”，起到了他意料之中的效果。陈水扁一人，吸引了大部分新闻媒体的镁光灯，也吸引了大量的深绿支持者。他再次成功地把家族贪腐和两岸关系以及民进党的命运绑架在一起。

可以预料，等待陈云林的决不仅仅是鲜花和红地毯。无论在他的访问中发生什么事件，这一事件都会把两岸关系这个棘手的问题放到台湾政坛上拷问一把，谁是胜利者呢？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西藏问题早已无解；只是还有些人总是不甘心。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一个。随着3.14的事件和随后的奥运圣火传递，一个为双方认同的和平解决方案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达赖喇嘛在周六的西藏儿童村（达兰萨拉）48周年庆典上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决定放弃这种努力（中间道路）。”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在西藏之页或者达赖喇嘛的官方主页上发现官方的声明。Phayul报道了这则新闻(1, 2)。西藏之页在报道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達賴喇嘛今天的講話中特別強調西藏人的流亡是政治流亡，所以，必須要關注西藏問題的發展，必須為自己應盡的義務奉獻力量。西藏境內的廣大藏人為西藏自由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必須要關注。我尊重人民的決定,這在西藏未來憲法中有規定，西藏未來將會有西藏人民決定。所以，十一月將會召開人民的特別會議，希望人民能做出決定等重要講話。

而在Pharul的新闻中说，

“I have been sincerely pursuing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China for a long time now but there hasn’t been any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side,” he said in Tibetan at a public function Saturday in Dharmsala, the north Indian town that is home to Tibet’s government-in-exil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have given up,” he said in an unusually blunt statement.

“The issue of Tibet is not the issue of the Dalai Lama alone. It is the issue of 6 million Tibetans. I have asked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as a true democracy in exile, to decid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the future course of action,” the Dalai Lama said.

从这些话中，感觉达赖喇嘛真是腹背受敌，有些疲惫了。由于声明正好发生在预定的汉藏对话之前，达赖喇嘛的另一位发言人Chhime R. Chhoekyapa说，对话仍然按计划进行。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料对话不会有什么产出。

显而易见，北京不会为此而动。北京的注意力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上。在刚刚结束的亚欧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先后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力图修补因为西藏问题带来的阴影。3月份的骚乱，把中国的西藏政策推到了强硬主义者手中，短时间根本看不到缓和的可能。如果11月份的藏人特别会议带来什么偏向独立的决议，北京必然，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德国前副总理菲舍尔(Joschka Fischer)今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权力，西藏未来》，他在与《德国之声》的采访中说，

我希望，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切实的进展，而且不仅仅在西藏问题上，而是涉及所有的文化和宗教宽容问题等。今天，中国的统一不存在任何威胁，中国已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在政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方面，中国还带有专制的特点，其政治体制是一党统治。我理解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也理解文革遗留下来的创伤，一旦中国的国力受到削弱，国家的统一会受到威胁，这无疑是中国的一大灾难。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应更加宽容，应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从长远来说，还需形成两党格局。所以，我看好下一代中国人，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强大，同时具备建立开放民主机制的能力和素质。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西藏问题不仅仅决定西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中国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会怎样处理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怎样处理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问题。但是，对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届邓主义政府，有谁关心死后是否洪水滔天呢？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西藏问题早已无解；只是还有些人总是不甘心。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一个。随着3.14的事件和随后的奥运圣火传递，一个为双方认同的和平解决方案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达赖喇嘛在周六的西藏儿童村（达兰萨拉）48周年庆典上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决定放弃这种努力（中间道路）。”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在西藏之页或者达赖喇嘛的官方主页上发现官方的声明。Phayul报道了这则新闻(1, 2)。西藏之页在报道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達賴喇嘛今天的講話中特別強調西藏人的流亡是政治流亡，所以，必須要關注西藏問題的發展，必須為自己應盡的義務奉獻力量。西藏境內的廣大藏人為西藏自由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必須要關注。我尊重人民的決定,這在西藏未來憲法中有規定，西藏未來將會有西藏人民決定。所以，十一月將會召開人民的特別會議，希望人民能做出決定等重要講話。

而在Pharul的新闻中说，

“I have been sincerely pursuing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China for a long time now but there hasn’t been any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side,” he said in Tibetan at a public function Saturday in Dharmsala, the north Indian town that is home to Tibet’s government-in-exil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have given up,” he said in an unusually blunt statement.

“The issue of Tibet is not the issue of the Dalai Lama alone. It is the issue of 6 million Tibetans. I have asked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as a true democracy in exile, to decid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the future course of action,” the Dalai Lama said.

从这些话中，感觉达赖喇嘛真是腹背受敌，有些疲惫了。由于声明正好发生在预定的汉藏对话之前，达赖喇嘛的另一位发言人Chhime R. Chhoekyapa说，对话仍然按计划进行。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料对话不会有什么产出。

显而易见，北京不会为此而动。北京的注意力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上。在刚刚结束的亚欧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先后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力图修补因为西藏问题带来的阴影。3月份的骚乱，把中国的西藏政策推到了强硬主义者手中，短时间根本看不到缓和的可能。如果11月份的藏人特别会议带来什么偏向独立的决议，北京必然，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德国前副总理菲舍尔(Joschka Fischer)今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权力，西藏未来》，他在与《德国之声》的采访中说，

我希望，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切实的进展，而且不仅仅在西藏问题上，而是涉及所有的文化和宗教宽容问题等。今天，中国的统一不存在任何威胁，中国已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在政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方面，中国还带有专制的特点，其政治体制是一党统治。我理解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也理解文革遗留下来的创伤，一旦中国的国力受到削弱，国家的统一会受到威胁，这无疑是中国的一大灾难。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应更加宽容，应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从长远来说，还需形成两党格局。所以，我看好下一代中国人，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强大，同时具备建立开放民主机制的能力和素质。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西藏问题不仅仅决定西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中国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会怎样处理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怎样处理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问题。但是，对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届邓主义政府，有谁关心死后是否洪水滔天呢？

就在昨天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奥运会打开的一扇小门，在奥运会后继续开放。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第十七条　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而同时废止的1990年版《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第十五条　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应当通过新闻司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应当通过有关外事部门申请，并经同意。
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

由此看出，尽管中国政府经历了奥运期间一系列的风风雨雨，最终还是觉得开放比不开放好。新条例在尺度上和奥运会临时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几乎完全相同。感觉得出来，中国政府对新闻开放，有了更好的理解，甚至不讳言对政府的批评：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要让中国同世界更好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融合，新闻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只有你对媒体更公开，更透明，提供更多的信息，媒体才能帮助你。当然，不要指望媒体只报道中国好的、进步的和发展的一面，也要承受他们可能报道一些你不愿意被报道的问题。

然而，刘建超对这一条例在西藏适用的诠释，却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对于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刘建超回答道：

根据西藏自治区有关规定，外国记者赴西藏采访应当向西藏自治区外办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希望大家继续遵守这一规定。

这意味着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条例，居然要受到其下级行政机构西藏自治区的规定的限制。我没有找到相关规定；在西藏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一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赴藏采访规定》，该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二、外国记者进藏采访，可在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后，按照西藏自治区现行规定办理外国人进藏手续。外国记者持被采访单位或个人同意接受采访的函件，向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

 三、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自治区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向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由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按现行管理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派专人陪同前往。

而且，这似乎也意味着，如果别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关规定，该规定也能凌驾于国务院的条例之上。

刘建超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更让我费解了。他在重申“外国记者赴西藏采访需要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之后，又加了一句，

至于西藏之外的藏族聚居区，新条例同样适用。

恕我鲁钝，我实在没明白，外国记者采访其他省份的藏区，需不需要向当地外事办公室申请什么“批准”？

在我看来，流亡政府求之不得的“一国两制”和“大西藏”，似乎都在这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口中实现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