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chronist’s Life

先说我对他知识结构的印象,嘉央諾布先生对英文的涉藏书籍阅读非常广泛,可以看出他也了解不少史学理论(特别是欧洲史学理论),他对”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也稍有涉猎.

嘉央諾布在书评中补充了许多史实,他对这些史实历史意义的评价,有些让人深思,有些却不怎么令人信服.我觉得他做得比较好的有对龙夏这个历史人物的梳理,Goldstein书中认为龙夏是一位推动西藏现代化改革的人物,嘉央諾布认为龙夏有的更多的只是野心,对西藏现代化进程起了反面作用(比如他导致藏军被取缔).嘉央諾布还指出Goldstein所用数据大部分出自龙夏两个儿子的回忆,这些数据会有biased.我认为嘉央諾布的这些评价对Goldstein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嘉央諾布的另一些观点却不怎么令人信服,例如,THE MISSING WAR那一段,他对中藏1917-18战争中藏方胜利的评价是”It was not just a war but a national liberation.”我觉得他对那时整个藏区的unity以及不同藏区藏人对拉萨的loyalty有些过于乐观,更像是一种retrospective historical thinking导致的结论,上次我谈到过,即以现在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套用到历史事件上.

另外,在THE STARTING POINT一段中,嘉央諾布试图将西藏现代进程的发端以及现代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推溯到19世纪中下叶,我觉得他的努力并不成功.首先,我完全理解他这么做得动机,他是想对两种话语模式进行挑战.第一种话语模式是”西方给西藏带来现代性”;第二中当然是我党常说的,是”中国(或共产党)救了西藏,从此西藏走向现代化”.嘉央諾布想证明的是西藏并没有”依靠”西方和中国,而是自主向现代社会转变,并自发的有现代民族身份的觉醒,他将这一发端定在1876-1904(”Tibetans can legitimately view the events from 1876 to 1904 a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eir modern history”).

嘉央諾布的这一观点,即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发端问题,我认为他给出的1876-1904发端的史料比较弱,比如Chefoo convention的签订以及之后英,藏军事冲突,这就indicates the beginning of a Tibet moderni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Tibetan nationalism?我表示怀疑,嘉央諾布先生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证据才好.相反,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在1904年以后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一些.但问题是嘉央諾布给出的许多证据都显示西藏是在与外界的接触下(英国,俄国,日本),才产生impulses of modernization,这似乎部分推翻了他的写作动机和想证明的观点(见上段分析).此外,嘉央諾布对1904年后一些史实的评价似乎又有retrospective thinking的毛病,例如他对13世达赖喇嘛”独立宣言”中有关植物树木条款的解读,他认为是反映了一种先进的”环境保护”思想,我认为做宗教的理解,即佛教对神山神木的敬重更为妥当.

嘉央諾布将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发端推前至1876-1904,是想对Goldstein的书以1913(1912)为起始年进行批判.可最大的问题是Goldstein之所以以1913作为起点,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发端于那一年(前后),而是1913年是13世达赖喇嘛最重要的最后20年的开端,那一年13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发表”独立宣言”,开始改革.嘉央諾布用一个Goldstein没有下过的结论,作为靶子,这种批判似乎misplaced了.

再说两个比较抽象的问题,一是嘉央諾布没有对”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搞清楚了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是什么,你才能在西藏史料中去发掘他们的开端.二是虽然嘉央諾布想对西方和中国的话语模式进行批判,但他的批判还是陷于这两套话语的框架中.他要解决的问题,思维方式,使用的概念都来自于这两套话语模式,他只是在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上进行了发端时间上的重述.嘉央諾布这一努力有些像前些年中国历史研究中,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大批明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综上所述,我认为1.嘉央諾布将Goldstein没有下过的结论作为靶子批判,不妥;2.将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发端推前至1876-1904,证据比较弱;3.西藏”现代化”和”现代民族主义”自主萌芽,证据比较弱.

我认为嘉央諾布先生书评最大的问题是,他几乎没有对Goldstein一书的main thesis构成挑战.我觉得Goldstein一书的main thesis是探讨the demise of lamaist state的原因,书中主要写了这样三个原因:
1.藏人内部斗争,错失1913-1951改革自强的时机;
2.国际势力的”两面手”,以及国际时局对支持西藏独立不利;
如二战时中国是盟友,英美等国不愿意为西藏”得罪”中国;又如一直以来英国既不愿意中国完全控制西藏,又不愿意实质上支持西藏独立,”护照事件”就是这种态度精彩的演绎.
3.中国的武力优势.

嘉央諾布对Goldstein main thesis的挑战主要在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一段中,他分析了Goldstein thesis中的1和3点,完全没有谈第二点.嘉央諾布的分析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似乎混淆了Goldstein的观点.他认为Goldstein的观点是藏人自己的failings是造成共产党发动武力攻击的原因,并对这个观点作了反驳:

“When one discuss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ne can legitimately point to the mistaken policies and the failings of the Czar and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s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volution to happen. But we have to be clear that Tibetans did not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nvasion to happen. Yes, they c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better prepared militarily to face the invasion, but they did not cause the invasion.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re-war Poland and Czecholovakia were, no doubt, countries with their own share of failings, but no legitimate historian has to date attempted to use these to explain away or justify the Nazi invasion.”

可问题是,Goldstein从来也没有说是藏人自己的failings and internal conflicts引来了共产党的攻击,也没说因为藏人自己内部有问题,这种进攻就是正当的.Goldstein说的是藏人自己的failings and internal conflicts造成了喇嘛王国的覆灭,而且这只是原因之一.这一段的标题,”HISTORICAL INEVITABILITY”,即藏人自己的failings造成其被攻击覆灭是历史必然,也反映了嘉央諾布对Goldstein观点的误读,我认为嘉央諾布对Goldstein的批判又一次错位了.

在下一面,嘉央諾布似乎对Goldstein观点有了正确的解读,并有如下反驳:
“… …but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the immediate and outstanding cause of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was the violent military invasion of Tibet by Communist China’s overwhelming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 and not the moral or political failings of the Tibetan ruling class or society.”

说藏人武装上的失败是喇嘛王国的覆灭的immediate cause是站的住脚的,因为仗打输了,所以政权倒了.但武装上的弱势是喇嘛王国覆灭”outstanding cause”,这一点可以斟酌.如我开始分析的,除了武力上的差距,Goldstein还列举了另外两个原因,即”藏人自己内部的问题”和”国际形势的不利”.这两个原因是否与”武力上的差距”相比less outstanding,我持怀疑态度.要知道,这三个变量可以有多种组合,影响outcome.比如,藏人内部改革比较成功,又得到英美实质上的支持,打败了共产党,获得独立.由此可见,另外两个原因在影响结果上也很重要.嘉央諾布说”武力上的差距”是喇嘛王国覆灭”outstanding cause”,忽略另外两个原因,结论下的太过匆忙.

总之,在对Goldstein一书main thesis的挑战上,1.嘉央諾布有误读,削弱了他批判的方向和力度;2.即使他正确解读时,分析也并不令人信服;3.嘉央諾布史料的补充,如1917-18年的汉藏战争，Agvan Dorjiev和日本僧人对13世达赖喇嘛的影响等,不构成对Goldstein一书main thesis的挑战.

最近，北京展开了一轮新的反击，派遣了一个藏学家代表团出访美国（华盛顿、纽约），加拿大，举办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的主张。我无法看到这些招待会的全文，想来还是有不少内容的。由于中国特有的体制，这些藏学家都有体制内的职位。中国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丹珠昂本教授强调：

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商谈必须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进行，若意图在这框架之外建立任何权力机构，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提醒有关人士，如果对跟中央政府的商谈要求过高，失望就会越大。

不幸的是，这种失望情绪已经在流亡藏人社区中弥漫开来。然而，丹珠昂本教授的发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近来流亡政府意欲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种回答。双方是否是严肃考虑解决“西藏问题”呢？按照目前的“中国宪法框架”，流亡政府将被解散或者被吸收到现有的TAR（或者其他省的藏族自治体）中，流亡政府在谈到“中国宪法框架”时，是否真的接受这种解释呢？

在另外一方，著名藏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新左评论上发表访谈《西藏问题》（中文，台湾悬钩子译，唯色注解；英文）。我刚刚看完茨仁先生的《龙在雪域》，自然对他对时局的看法感兴趣。这篇访谈的内容，几乎否认了藏人/西方对中国在进行“文化灭绝”的指控，相关内容非常值得回味。简单地说，西藏不是一个时尚符号，不是一个政治图腾，西藏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方想要简单化、妖魔化西藏问题，都是徒劳的。为了避免我断章取义地诠释茨仁先生的这篇文章，建议我的读者先去阅读全文，再来看我的评论。

有很多历史学家、学者、包括藏人谈到过80年代末的示威，茨仁先生给出了一个结论：”即使是今日，許多受過大學教育的藏人還是認為八零年代的抗議活動是不必要的——西藏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而示威活動造成很大的損害，改變了當時改革的進程。”而这一示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同時，達賴喇嘛的在歐洲議會的演講、在美國國會的演說，給他們（境内藏人——David Peng注）一種感覺，以為國際對西藏議題的支持，比起實際的真正支持，來得多得多。西方國家對特定的社會議題，會發表聲明，但他們也想跟1980年代放棄孤立主義的中國來往，這意謂著，西藏永遠不會是北京的重大障礙。”这个结论相当的残酷。如果藏人想改变，那么他们无疑需要改变用力的方向。

茨仁先生对过去十年来的西藏政治和文化气氛，比起大多数流亡藏人或者西方藏族问题活动家要乐观得多。他认为，

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只要你不談獨立或人權，其它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談。許多雜誌與報紙開始出現，而政府也允許地方性、本土的非政府組織出現，並且在打擊貧困上極為有效。在北美與歐洲的海外藏人社群，也被允許在他們的家鄉設置非政府組織，資助房屋的興建。藏人前往海外讀書——到西方、到歐洲、到美國——也在 1990年代增加了。對外面的世界更加開放了。在那個意義上，九零年代是充滿希望的年代。

茨仁先生对文化方面的描述还有长长的一段，大多数都和我的感受差不多，因为篇幅原因，我就不全部转引到我这儿来了。很多人指出，西藏问题不仅仅关于殖民，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痛苦过程，在谈到藏语和藏族教育时，茨仁先生谈到，“（藏文教育弱化——David Peng）這不必然是政府政策所導致的結果；許多家長也希望他們的小孩能接受以中文為媒介的教育，單單只是因為，長期而言，這對他們找工作比較有幫助，也是因為絕大多數的藏人高中畢業後——每年大約有三千名畢業生——傾向到中國其它地方去上大學。”他更睿智地指出，“但從那裡（内地藏文中学）畢業的西藏學生，似乎更加認同自己的藏人身份——在博客與網站上，他們就是敢於抱怨中國政府的一群人，說政府剝奪了他們的文化認同與語言。”

在寺院问题上，茨仁先生指出：“只要寺院不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政府願意對這種情形（少年进入寺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国政府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管理（相对于毛时代），政府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灰色地带。经济领域如此，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之后，“寺院沒有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他們完全依賴地方社區與朝聖者的供養。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以後，人們比較有錢，可以給他們比較多的捐款。經濟情況的好轉，幫助了寺院的復興。”

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民众会更多地诉求自己的权力；另一个方面，经济发展和传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图腾的没落，给社会带来了信仰真空，宗教就随机而入。这些情况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内地都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也必然会在有着强大传统佛教信仰的藏区出现。某种程度上，现在出现的才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的反弹还在后面。政府必须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合理的框架。

茨仁先生指出当前的骚乱和80年代末骚乱的几个不同点，实际上，这一点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就是骚乱的广度和深度：“1980年代的示威主要是由僧人所領導的，但這一次，抗議活動由藏人社會的各個階層參與：有學童、學生、知識分子、城市工人、農民、牧民——以及北京與其它城市裡的藏族大學生。這種涉及西藏社會各種階層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对于骚乱的广度，茨仁先生归结到在中国通讯的高度发展，包括互联网、手机的普及。然而在后一点上，他没有提出解释，我非常期待谁能够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茨仁先生最后提到的笑话非常的有意思，“在西藏，從報紙到雜誌到音樂的流通，都受到政府嚴密的控制，然而中國本土，到處都有愈來愈多的獨立出版社。西藏境內的笑話是，達賴喇嘛想要‘一國兩制’，但那裡的人想要的是‘一國一制’——他們希望中國本土的自由化政策也能夠適用在西藏。”说起来，大多数境内藏人进行示威游行时，可能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回到一个嘎厦政权，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希望中國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還有人權議題。”中国政府不仔细分析，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分裂”政策正好给对方提供了弹药。

我一路经过，从宝兴县的硗碛藏寨开始进入藏区，到甘肃省甘南自治州离开藏区，一共在藏区（包括羌族地区）呆了4天。我主要是旅游为主，又和家人在一起，没有多和当地藏人接触。但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沿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感觉到当地藏人（包括僧人）对旅游者的热情和好感。最少，这方面，和前几年没有区别。

今年，由于地震和藏族骚乱事件的双重影响，藏区的旅游大受影响。很多景区都不再开放，或者借这个“淡季”进行景区修缮、道路修补等工作。地震和雨季对道路的影响非常大，从雅安到宝兴、小金、马尔康、汶川的道路是抗震救灾的重点保通路段。

小金属于地震的重灾区，特别是靠近汶川的日隆镇（四姑娘山下）。小金的抗震对口省份是江西省，小金县委大院，小金红军会师广场上都搭满了帐篷。我住的小金川宾馆墙上有裂纹。服务员告诉我，县城基本上没什么损害，但是有的乡村损害比较大。但是，在小金，我完全感受不到藏区骚乱。就我所及，小城的大部分居民是藏人或者羌人，虽然最近有些江西人过来抗震救灾；我看到藏人和邻居的录像租售汉人经营户轻松地聊天，打着招呼。小金县委大院前的宣传栏上，是一篇关于地震救灾的特辑，上面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藏区骚乱的内容。这和唯色的记录一致，“嘉绒地区，除个别学校的藏人学生举行过游行，几无抗议活动。”

其实，在藏区，一直萦绕在人心中的就是这两个话题。第一次碰上武警的检查站，是在S210和S303的交叉点达维上，这以后，这样的检查站就一直伴随着我在藏区的整个旅程。检查站只是登记一下我的驾照、行驶证，包括随车人员的身份证，就让我放行。在红原的检查站上，武警非常奇怪我为什么在这个不太适宜的时刻，来到这个在他们看来危急四伏的地方旅行。有些地方的检查站是让我自己填写内容的，上面大多数是当地藏人的短距离旅行，而这些地方的短途甚至通往成都的长途班车也还在运营中。在整个旅行中，就我所见，在这些检查站，包括某些县城的街道上，我能看到的都是武警，而不是正规的解放军军人。

马尔康是阿坝自治州的首府，但是此地基本属于嘉绒地区，因此我也感受不到紧张气氛，街道、街道上的人好像都很正常。事实上，我和沿途的饭店老板、宾馆服务员聊天，由旅游人数减少带来的问题，完全被抗震救灾的大量人员涌入抵消了，生意比往年更要好得多。

但是，离开马尔康到理县、汶川的抗震救灾生命线，往红原方向过去，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到达红原的时候适逢大雨，县城的街道上非常萧条，很多商业门店关门歇业。红原县委旁边的红原宾馆，只入住了三个房间；由于入住的人数太少，宾馆没有打开锅炉，没有热水供应。在红原县委的宣传栏上，是康巴新旧社会的对比宣传。藏区骚乱带来的恐惧心理，以及地震对道路的损害，对当地的旅游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是往年，现在是草原上野花盛开的季节，正是旅游旺季。根据去年的记录，这样的时候，到红原旅游需要提前订房。然而，骚乱和地震并没有对草原的美景带来一丝一毫影响，我享受的的广阔的草原，繁茂的鲜花，深邃的蓝天，比往年毫不逊色，因为旅游人少，整个草原更加宁静。

一路上，郎木寺是受到藏区骚乱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因为外国旅游者而著名的地区，基本上看不到旅游者。四川一侧已经不开放给外来人进入，甘肃这边不收费了，门口正在修路，而内部的佛殿一个也不开放。有两对老年夫妻，用了四天时间从绵阳骑摩托车到郎木寺朝佛，结果只能扫兴而归。只有当地藏人的佛教生活看起来影响不大，老人、妇女、青年人一如既往地围着庙宇、白塔转经。

在藏区骚乱中，夏河和拉卜楞寺也发生多起骚乱，但是，当我到夏河的时候，市面都已经平静了。拉卜楞寺恢复对游人开放；就在我到达的当天早上，拉卜楞寺刚刚举行了一次千灯法会；我在那儿的时候，拉卜楞寺僧人的中课在游人的参观下，照常进行。夏河县城看上去也完全正常，我在路上看到一群人，包括很多僧人围在邮局门口买邮政彩票。从唯色的记录中，我只能猜测，原因是“素来与当局合作的宗教界人士如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

在藏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是对达赖喇嘛的供奉。在合作的一个寺庙（收费景点），我在国内第一次看到供奉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金身；当然，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照片供奉，照片上还有达赖喇嘛的亲笔签名。即使在拉卜楞寺，也能看到供奉的达赖喇嘛的照片，一般比较小，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导游的僧人也不介绍；达赖喇嘛的照片甚至出现在旅游商店里。正如从唯色以前的文章可以看出，TAR之外的藏区在3.14之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公开或半公开供奉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不能说会发展到怎样。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在流亡藏人看来，上次的汉藏谈判已经破局，他们正准备在奥运会之前进行新的动员。我也看到有关诉诸恐怖的非常明确的邮件。国内，即使是在上海，也能感到当局在安检、快递方面的严格措施；我估计藏区的高压政策最少会持续到奥运之后。

一家三口，15天单车自驾，6600KM，行程上海——湖州——宣德——铜陵——安庆——武汉——长沙——张家界——来凤——黔江——彭水——武隆——涪陵——重庆——成都（都江堰）——宝兴——小金——马尔康——红原——唐克——郎木寺——合作——夏河——兰州——天水——宝鸡——西安——洛阳——蚌埠——南京——上海。

昨天7点到家，上海真热，迎接“海鸥”了。

P.S. 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利用wordpress 2.2的security hole植入了一个病毒，VBS/Psyme。今天上午把wordpress升级到2.6了。另外，发现“胡锦涛模式”一文被黑客删掉了。如果谁有备份，麻烦贴一份在下面，谢谢。看来我要做一个自动备份了。

给博客放假两周。